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卢梭便提出过“社会契约论”，而这样的一个理论也只是卢梭通过历史长河中的社会现象而做出的理论总结，其实“社会契约”直到现在也对我们影响深远。

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便是集体契约的高级呈现方式。 韩国僵尸片——《釜山行》便是在极端无政府前提下，自觉撕毁了这样的一种“人性契约”。

将人性作为这部电影的探讨命题，并不是它的独到之处，韩国这几年的犯罪片都是如此，通过小市民的生存选择来反映人性的转变。

这个在《熔炉》、《辩护人》中尤其明显，只是这次《釜山行》将这个小人物放在了更加极端的环境中——僵尸肆虐的世界。

孔刘饰演的股票经纪人至少具备了这样几个性格特性：上进、冷漠、自私，这是他在电影一开始时给观众呈现的状态，同样的一个极端则是对于爱女的疏远和夫妻的濒临破碎。

这是高度戏剧化冲突的常用手法，用各种极端环境的叠加来将人物放置在一个几近崩溃的生存状态，从而催生人性的瞬间选择。

片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应该是孔刘一伙人经过重重困难拯救女儿之后，正准备到达大车厢时，却被自私自利的人群阻挡住，深怕僵尸会一拥而上，也怕孔刘等人已经被感染，为了自保，他们选择了漠视可能存活的生命。

如果按照理性思维来考虑，他们是没有错的，大车厢中的人数比孔刘多，按照多数人的利益压倒少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以做出裁决；

同样，在不明白孔刘等人具体情况的条件下，人群可以合理质疑大批僵尸在冲进，也能质疑孔刘等人是否已经感染病毒，如果按照这种社群生存理论而言，其实我们不该对那伙人过于苛责，但是事实是：我们巴不得将那伙人塞进僵尸堆里面。

这样的观影感受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因为孔刘他们的行为合理，而是因为观影者情感的代入，当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围绕主角孔刘等人的行为流动在银幕上：“想象自己是那些少数人，其他人会怎么对待我？”

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心理存在——弱者假设，这种假设在本年度韩国另一部话题电影——《隧道》中甚至成为了内核存在。

其实人性这回事并不是我们觉得孔刘他们可怜，自然得得到大伙的容纳，也不是因为大伙的“自私”而如何憎恶这群人，其实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用了两个人来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因为内心小恶，他可以慢慢地恶到什么程度？

一个人因为小善，他可以渐渐地善到何种境界？车厢中自私自利的金意成因为最初只是想要生存，所以怂恿大家关门，到后来屡次为了自己而杀人，坑害群体，这样的“恶”令人胆寒；

相反，孔刘只是因为最初帮助了马东锡上车，而后一步步地成为至善之人，这种人性的演变或许才是本片的价值所在。

人性本恶，只是囿于社会规则而不能肆无忌惮，人之所以不犯罪只是因为两点，一是自小的社会劝善；二是法律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

记得有学者对比过中西法律底线差别，中国传统律法不是抑恶，而是扬善，它给社会中的人制定律法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将人的道德行为抬高，比如一个寡妇守节可以立牌坊，一个孝子侍奉父母，可以举孝廉做官。

但是，西方的法律总的来说是在为人性犯罪设限制，只要你的行为不触碰底线，即为正常，而至于你是否在脑海中构思血腥犯罪场面，法律管不着，因为它已经假设了一个黑色的前提：是人都愿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