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看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应该记得这个桥段：黄埔三期生杨立青偷穿了“姐夫”董建昌的军装，去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级联谊酒会，结果却撞见了董建昌本人而瞬间露馅，因为军装袖口是有两颗星的，那是陆军中将的标识，老董当时的职务是粤军第四军参谋长。

（陈果夫上色照片）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早期，孙中山原来所依靠的陈炯明粤军、期间叛变的滇桂军（杨刘的部队）等部，都使用的是北洋军的立式肩章，许崇智、老蒋的早年照片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等于说，当时的全国军队尽管立场不同、派系不同，军装和军衔的基本样式是相同的。 黄埔建军以后，大抵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起，两广地区效忠国民政府的军队被统一整合为“国民革命军”。

这时候的“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军衔标识在初期不可能是统一的，包括粤军、湘军、滇军、新桂军，以及由黄埔校军发展起来的第一军等等，堪称五花八门。 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下，国民政府也曾经尝试将所有军队实现军服和军衔的“制式化”，1926年初拟定出台了《陆军服制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又南军概用臂章，缝于左袖、军官章一端为金属质制、青天白日样、约占全部四分之一，余则为三道金银边定阶级之高低，与先前肩章同”。

（蒋校长的臂章）

细节不讨论了，翻译过来就是取消原来北洋式的肩章，全体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臂章制度，所以董建昌的中将袖口章查无实据，但是黄埔系军队和较早参与整编的粤军，确实实行了“臂章”的军衔标识，也是身着这样的军服参加了北伐。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应该看见杨立仁的中校臂章和楚材的中将臂章，这是符合历史的。

注意臂章也是有细微区别的，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军内部使用的是“党徽+军衔”的臂章形式，这个青天白日徽还是很特殊很醒目的，属于第一类；而较早纳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的粤军、新桂军、湘军的将校军官，则采用“职务+军衔”的臂章形式，包括1927年6月才“效忠”的阎锡山部队也是这般，注意傅作义担任师长时期的照片，也是中将的臂章，上述属于第二类。

（钱大钧的中将臂章）

某种意义上，臂章也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军官们在军服上的重要区别，在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之前，最早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粤军（后来整编为第四军、第五军）、谭延闿第二军、第七军以及黄埔第一军，都佩带了了“臂章”的军衔标识。 比如照片中时任第一军师长的钱大钧、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等人，就是用臂章展示的中将军衔。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埔名将都是有军衔的，比如胡宗南是教导师上校团长、关麟征任宪兵营少校营长、宋希濂任补充师少校营长等等，这些黄埔嫡系的军官，都使用了“臂章”的军衔展现方式。 抗战期间成为汉奸的褚民谊，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军医处长，可以清楚地看见上校的臂章样式，这会的陈诚是总司令部中校参谋、顾祝同是少将副师长。

（黄绍竑的中将臂章）

而后期加入的也有不少，比如唐生智的湘军第八军、朱培德的滇系第三军等等，纳入作战序列的已有八个军10万人，包括黄埔军、粤军、滇军、湘军、桂军、黔军等等，这些军队已经来不及进行军衔臂章的更换，军衔标识也极为混乱，不利于各部之间的交流和战场沟通。 因此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出征前又统一规定了“胸标”的方式，所以首批北伐军10万官兵的灰军装上既没有领章也没有肩章，而只有胸标（全部官兵）和少数臂章。

北伐军各军的官兵胸标为布制的长方型标识，由于是各军所属的各师自己印制，所以尺寸也不完全相同，一般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半厘米左右的“色边”：将官为红色边、校官为黄色边、尉官为蓝色边、士兵为白色边、军校学生为黑色边。 胸标的左栏是军衔、右栏是姓名、职务、部别、佩发日期等等的文字说明，其实跟后来的国军胸标大同小异。

（傅作义也挂着臂章）

所以在早期北伐军中有“见红就立正”的俗语，因为佩戴红色胸标的军官一定是个将军级的大官，不用近看军衔到底是什么，立正敬礼肯定没错。 另外在北伐开始后，大批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他们所佩戴的也是北洋军的立式军衔肩章和领章，比如陈仪的浙军、陈调元的皖军等等，战事紧张，也没时间给他们更换军装和标识。

那么怎么办呢？基本是哪支部队来投或者宣布效忠，就追任该部军官的原来军衔（北洋军衔体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甚至连颁发一纸文书都不需要。 至于军装和军衔标识，除统一了灰蓝色的军服和“青天白日帽徽”之外，这些军队也基本采用了胸标的方式，那就是扯下原来的五色徽和肩章，换上青天白日徽和胸章，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了。 比如在上海屠杀工农的周凤岐第26军，就是原浙军的部队，刚刚换装没有多久。

不过要说清楚，北伐军从八个军10万人开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膨胀到120万人以上，无论是军装、军衔还是其他的制式要求，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一个派系能够大体一样已经是不错了，因此这个事别拿个例较真。 总结来说，到1927年以后，北伐军四大集团军的军装基本以灰蓝色为主，军帽则是大小檐不尽相同（桂军就是小檐帽），官兵绝大多数有胸标，来显示部别和衔级。

其中蒋系第一集团军、阎系第三集团军、桂系第四集团军还保留着或者添加了军衔臂章，而冯系的第二集团军部队最穷，一般只有胸标。 二次北伐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第三次大整编”，因此于1929年1月出台了《陆军军常服暨礼服暂行条例》。 根据这个条例，军衔展式方式从臂章向“领章”过渡，所以题图陈果夫的照片一定拍摄于1928年年底以后。

（此类臂章仅是黄埔系小范围的）

从1929年初到1935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和军衔是混乱而泛滥的，一方面是蒋系中央军开始逐步换装黄绿色的军装（也不是一下子换完的），而其他杂牌仍然身着灰布军装；另一方面是军阀混战不止，南京政府无力约束黄埔系以外的军队，各派系军官的军衔都是自己授予的。 但是军装款式和颜色虽然不同，军官军衔的展现却已经以领章形式为主流了，从此军衔臂章退出历史舞台，臂章后来成为部队番号的标识。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开始对全国军队的军官们统一核定和授衔，也就是所谓的“铨叙军衔”，完成这项工作后，再于1936年1月公布《陆军服制条例》，对军衔领章的样式进行固定。 其中规定陆军军服分冬夏两季，大礼服、礼服、军常服三种，官兵均以领章表明兵种和阶级，各兵种领章的识别色是：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工兵白色，通信兵浅灰色，辎重兵黑色，宪兵风红色，军需紫色，军医深绿色，测量土黄色，军乐杏黄色。

受战事频繁和军队数量已达200多万人的条件限制，规定是规定，全部换装可是要一点点来，中央军里面的调整师、整理师更换的稍微快一些，其他许多部队还未及更换，抗日战争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