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正是如此，中国军队虽然最后没能守住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汉，但是在历经三个月的大会战中，通过层层防御和不断消耗敌人，实现了“以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构想。 而日寇受占领区扩大、补给线加长和精锐师团伤亡严重的影响，在攻取武汉后一度失去了进攻能力，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占领武汉城区）

中国军队吸取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教训，正确提出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指导思想，即在武汉外围利用山川地利，逐次抵抗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一旦外围各要地和要塞失守，则绝不死守武汉城区，主力转进长江两岸继续威胁日寇侧翼。

事实证明，近35万日军虽然使出吃奶的力气达成了战役目标，溯江西上经过苦战于1938年底攻入武汉，但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任何一个师级建制，反而是其长江补给线完全暴露在第五和第九战区和大别山桂军的攻击范围内，只得到一座空城而已。

（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

日军“速胜论”的战略就此标志破产，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更成为一句梦话，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整整15个月过去了，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屈服的迹象，在战役指挥上反而日趋经验老道，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对战争指导和战略判断无一重大失误，一反淞沪和南京的混乱，这是非常难得的。

百万中国军队虽然损失也很惨重，伤亡大约10余万人，但基本保持了建制完整，主力兵团战斗力仍在。 已开始着手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准备持久战：即正面作战部队、敌后游击部队和后方整训部队，其中作战部队和整训部队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轮换。 而日军却从长江下游开始向中游伸进，形成一个“蝌蚪状”军事态势，极易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压迫，漫长的交通线和广大的占领区都需要分兵守卫，势头锐减。

（日寇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

武汉会战结束后，由于伤亡高达40000余人，日军的素质比例严重下降：1937年的现役士兵只剩11%，其余的全部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年龄最大的甚至超过40岁。 几个精锐师团为了恢复元气，也不得不调回国内休整，比如第9、第16师团等，同时将新组建的第33、34、39、40等二流师团派往中国战场。

比如后来大破日军的上高战役，罗卓英当面之敌就是第33和第34两个新建师团，战斗力远不如那些老牌师团。 中国军民一年半的坚持抗战，使日本军费开支巨增，国内物价飞涨，国力不足的恶果开始显现出来。

（武汉警备总司令罗卓英）

在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第11军消耗弹药达39400吨，而后面三年（1939到1941）总共才用掉13300吨，显然库存不够了；更由于武器不足，日本人把军校的训练用枪都集中起来送到新兵手中，倾举国之力进行的会战，满以为一战即可决定胜负，最后才发现毫无结果。

武汉会战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是国府有充足的时间将大批物资、工厂、院校和机关内迁，通过宜昌转运大西南后方，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做好了人员与物资的储备，重庆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步枪和手榴弹被运往前线，而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也让中国军民信心重塑：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

武汉沦陷后，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点，南至湖南长沙、北至河南信阳、东至江西九江、西至湖北宜昌战火四起，中国军队甚至有能力进行局部反攻，而日军被压缩在狭窄的长江两岸，战略上反而非常被动，短期内试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梦想破灭，战略上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为了摧毁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切断外援通道，日本人只好在武汉会战之后继续用兵广州、南宁、越南，开始威胁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进而引起美国警惕，终于使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武汉会战后的江南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