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再也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离、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法国想象成他们卑鄙可耻的敌人，成了英国人为他们自己构想一个身份的途径。

英国人，一个想象和利益的共同体

琳达·科利

当那个名叫亚历山德琳娜· 维多利亚的18岁女孩在1837年6月从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护的背景中挣脱出来，成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海外帝国的女王时，她最初的行动之一，便是批准大卫·威尔基爵士为王室的首席画家。 ……维多利亚发现威尔基尽心尽责地试着不加逢迎地为皇室作画，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绘制的史诗画面，没有一幅可以与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历史画作的效果相媲美，这幅画就是《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

英国人，一个想象和利益的共同体

琳达·科利

当那个名叫亚历山德琳娜· 维多利亚的18岁女孩在1837年6月从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护的背景中挣脱出来，成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海外帝国的女王时，她最初的行动之一，便是批准大卫·威尔基爵士为王室的首席画家。 ……维多利亚发现威尔基尽心尽责地试着不加逢迎地为皇室作画，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绘制的史诗画面，没有一幅可以与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历史画作的效果相媲美，这幅画就是《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

当1822年这幅画在皇家学院第一次展出的时候，引起了一场轰动。 成千上万的男女排队几小时等着去看这幅画，人流从早到晚簇拥着它，为此在它前面设置了专门的围栏来保护它的安全。 即使是在今日，它仍然是一幅特别大胆创新的作品，同样也是一幅有着多重内涵的作品。 其日期，艺术家告诉我们，是1815年6月22日，星期四，当时刚刚公布了宣告英国与联军在滑铁卢取得胜利的第一份官方公报。 其画面是切尔西一条早已被拆除的名叫犹太人路的街道，街道两旁排列着古老低矮的酒馆、廉价的出租屋、典当行和旧衣店，但依然靠近切尔西的医院，从17世纪末开始，这医院就是伤残和退伍士兵之家。 画面上挤满了士兵、退伍军人、妇女和衣着褴褛的工人等各色人等，显示了他们对于这一消息的反应。 一个苏格兰高地人用风笛演奏起庆祝的曲调， 而妇女们正被拉起来开始舞蹈。 一位军士把他的婴孩托举向空中，而这个孩子被这些色彩和噪音鼓噪得非常兴奋。 他的伴侣停下来整理他的头发，她的手臂静静地举在头顶，仿佛在若有所思地听着对这场战役的记述。 在大门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卖牡蛎的人，正在她撬开一个牡蛎的时候停下了手，露齿而笑，仿佛她的想象在火光四射。 女孩们挥舞着手绢，男人们竭力探出窗外聆听这条消息。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音乐、笑声、丰盛的啤酒、欢快的情调、浓厚的兴致和远远更意味深长的某种东西。

《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大卫·威尔基

在这幅完全想象的画面中， 清楚显示的是在大量英国人中存在的一种超越了阶级、种族 、职业、性别和年龄界限的爱国主义。 但是威尔基在当时发表的这幅画的基调，显示了他想传达某种超越这些的东西。 事实上，《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是一个人对英国特性之多样性及其根源的一种非常精确的阐释。 那位带来这条胜利喜讯的骑兵来自一个威尔士团；围绕在他周围的士兵包括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甚至一个黑人军乐手。 那位看着密密麻麻印刷的公报页大声朗读的切尔西侍从，是一名参加过1759年魁北克战役的老兵。 悬挂在这排酒馆上面的客栈招牌，见证了更多的战役，更多的战争。 有叫“约克公爵”的招牌，纪念的是英国与革命法国的战争。 有叫“雪靴”的招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件遗物。 甚至还有一个纪念格兰贝侯爵的招牌，他是1746年克洛登战役和七年战争中的英雄。 威尔基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强调的是，是把这些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反反复复的战争经历。 与一个危险和敌对的异己之间的冲突，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并培育了某种团结，使得他，一个苏格兰人，能够绘制一幅伦敦街头的庆祝画面，庆祝的是一个英裔爱尔兰人，威灵顿公爵亚瑟·韦尔斯利所取得的一场胜利。 这幅画主张和宣布，战争，是英国得以形成的基础。

正如本书努力想要表明的那样，事实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战争在1707年之后英国国家创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尤其如果没有宗教的影响，其效果永远都不可能有如此的强烈。 正是它们对新教共同的信仰，使得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第一次融合在一起，并延续至今，不管它们在文化有着多么大的差异。 正是新教的帮助，使得在1689年之后英国与法国接二连三的战争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而言如此的重要。 一个强大和不断造成威胁的法国，成了常常萦绕在脑海的天主教异己的象征，英国人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就被教导着对其心存恐惧。 与它面对面，激励着他们在为生存、胜利和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掩藏了他们内部的分歧。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再也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离、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法国想象成他们卑鄙可耻的敌人，成了英国人，尤其是那些更为贫穷和更少有特权的人们，为他们自己构想一个相反的和讨人喜欢的身份的途径。 法国深陷在迷信当中，因此，英国，与之相反，必须享有真正的宗教。 法国受到一只臃肿军队和绝对君主的压榨，因此，英国人显然是自由的。 法国人用木靴来践踏生命，而英国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穿着柔软的皮鞋，因此，显然更为富裕。

《加莱门》，威廉·荷加斯，这是一幅矮化法国人形象的画作

关于法国人之劣根性和英国人之优越性的许多假想都是错的，但这无关紧要。 英国人坚持这些以便赋予他们自己价值，并作为令自己安心的一种方式，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抽到生活中的好签。 迟至1940年代的时候，林肯郡格拉汉姆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卫理公会派杂货商还会这样来表达他的意见，即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从头到脚都是堕落腐败的"。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爬上其所在市镇之市议员席位的人，他本能地感到有必要以轻蔑的方式提到宿敌，以便沉浸于他自己那惹人注目的清教徒道德、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和忠于职守等更加伟大的信仰。 通过诋毁法国，他吹嘘了英国的美德，从而推及他自己的美德。 肯定有人会感到好奇，他这种不正眼看待海峡对岸那个民族的方式，到底有多少传递给了他那极度严肃和令人崇敬的大女儿，即将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那种让如此多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个与众不同和被选中之民族的新教徒式世界观，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之后也同样如此。 对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而言，作为无数次成功战争之果实的庞大的海外帝国，是大不列颠幸运宿命最终和结论性的证据。 他们相信，上帝把帝国托付给了英国人，是为了更加深入地把福音信仰向全世界传播，以证明他们这些新教徒是上帝选民的身份。 这种骄傲自满持久稳固。 直到20世纪，与那些明显异于他们之民族的接触和对他们的统治，滋养了英国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 他们可以与那些他们仅仅一知半解，但通常以某种方式被看作下等的社会比较他们的法律，他们对待妇女的方式，他们的财富、权力、政治稳定性和宗教。 帝国巩固了英国人的神恩，以及被苏格兰社会学家克尔哈迪称作“大英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精神"的那种东西。

因此，在这种广义的意义上，新教信仰居于英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可以理解。 宗教是欧洲之内和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凝聚力。 例如，瑞典和荷兰把他们最初的自我界定建立在新教信仰之上，其程度与大不列颠相当，还有稍后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同样如此。 早在16世纪，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话，正是东正教教会的推动，才使其甚至最贫穷的居民也对“神圣俄国”产生了某种依恋。 而近代之初的法国男女，似乎也因为他们居于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信仰而感到团结一致和与众不同，即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需要学习如何读写法语。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早在铁路、普遍教育、先进的出版网络和民主政治这些形式的现代化肇始之前很久，正是宗教首先把农民变成了爱国者。

詹姆斯·吉尔雷大革命期间所作的矮化拿破仑形象的讽刺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在国家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 大不列颠作为一个紧凑岛屿，早在18世纪初就被各种因素连接在一起，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相对发达的运河和道路系统，其境内繁荣兴盛的，比欧洲其他民族国家都要早的多的自由贸易，其新闻报纸和期刊出版成熟较早而且无所不在，以及这样的事实，即英格兰和苏格兰是18世纪欧洲城市化最迅速的地区：所有这些经济条件无疑都对这个本质上人为创造的国家走向团结和进一步团结做出了贡献。 住在城里或者城边，能够接触到一些印刷出版物，尤其是那些被国家的国内外贸易网络网罗其中的男女，似乎总是位列最忙碌和最可靠的爱国者的行列。 他们可以并不一定满意那些在伦敦掌权的人，但他们对国家的安全仍然会尽一份力，并且对国家面临的危险非常敏感。 因此，英国人的经济特征有助于他们的凝聚，但还是这个岛屿在泛新教信仰及其与一个天主教国家接二连三的战争这两方面的一致性，对于赋予其被尤金·韦伯称作“一种真正的政治人格"的东西贡献最多。

他们在1707年之后反复经历的新教战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了各式各样的英国人，尽管他们几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迫去作出反应和改变。 就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们而言，法国的威胁，至少在最初，危及他们王朝的存亡，缓慢且不规则地导致了一种更加自觉的爱国式、甚至平民化的皇家风格的出现。 尽管直到乔治三世即位而且君主对政治干预下降之后，一种真正成功的民族主义的君主政体形式才被设计出来。 王室对于王国每个地方的造访，精心编排和与之同时进行、鼓励所有阶层和两性都积极参与的王室庆典，一种王室对英国文化惹人注目的赞助奖励：所有这些在输掉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之后并面临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之时，都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调明显。

一个更加真实可靠的英国统治阶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也是在战争需要的强力支持下形成的。 把这个岛屿作为一个整体，从中（以及从跨过爱尔兰海的那个岛屿）征集税收和炮灰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迫使那些最初在伦敦垄断民政权力的英格兰精英接受了一定数量的苏格兰、盎格鲁一爱尔兰和威尔士的议员进人他们的行列。 此外，作为与法国的战争之结果的具有伸缩性的帝国，也越来越依赖于那些不是英格兰人的英国人来加以统治、开发和利用——这一依赖一直延续到20世纪。 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统治者和野心家参与为帝国服务或者为伦敦所用，他们与他们的英格兰同僚进行社交和通婚变得越来越平常。 尽管这可能有投靠英格兰价值观的意味，但这些曾经的凯尔特局外人的行为，可以被恰如其分的解读为获得了作为英国人所将带来的实在好处。

《节制地享受俭朴的膳食》，詹姆斯·吉尔雷，画中人物为乔治三世

规模空前巨大和反复进行的战争，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改造着英国的统治者，即它迫使他们向下层民众要求得更多。 在1700年以前，统治者通常都希望男女民众整洁有序、服从和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权威等级比他们高的人时消极被动。 积极的公民权被看作是有钱人和男人的特权。 “更加贫穷和卑微的人们"，阿尔伯玛尔公爵在1670年代用非常傲慢的口气写道，可能“除了关心琐碎小事之外，对国民整体毫无兴趣"。 与法国接二连三的战争显示了这种轻蔑的态度越来越行不通。 更高和更加严酷的战时税，在英国普通民众中间培育了政治意识，1760年之后在美洲殖民地居民中间发生的情形也同样如此。 而反复出现的法国入侵英国本土的威胁意味着，相较以前的若干世纪，积极的忠诚通常在更大规模上和更低社会等级中被煽动起来。 在1793年之后，甚至一些女人也被号召在战争努力、筹钱、为士兵组织军需物资中扮演角色，在爱国庆典和激励他们的同胞前去战斗时尽一份力。 在面对权威时只是顺从已经不够了：现在各式各样的国民都必须成为英国人才行。

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那样，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国人的确从被动了解国家往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为了国家利益而积极热心的参与者。 但他们这样做大体上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爱国主义是上层所要求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希望以某种方式从中受益。 男人和女人们成为英国爱国者是为了提升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出于被国家或者帝国雇佣的野心，或者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加广阔的大英帝国将有利于他们的商贸，或者出于担心法国取胜之后将会损害他们的安全和生计，或者出于寻找刺激并从单调无聊生活中逃脱，或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身份认同危如累卵，或者，在有些情形当中，因为作为一个积极的爱国者似乎是赢得完全公民权的重要一步，是更加接近选民并在国家运作中具有发言权的一种途径。 最后这一群人并没有搞错。 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之后20年里政治变化的比率显示，大众参与战争的努力与扩大政治权利和参与度之间是有联系的——虽然是一种复杂的联系。 实际上，可能会有人感到奇怪，在1830年代之后，大不列颠相对缓慢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应当归因于，直到 1914年之前都没有重大战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维多利亚时期从来没有需要召集普通英国人来保卫国家政府的迫切需要，这一现实意味着他们的统治者可以更加轻易地忽视他们的需要？看上去可能是这样。

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在这一段时期的大不列颠，爱国主义，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家的身份认同，可能具有许多根源，理性和非理性的反应也一样多。 如果我们要理解英国的历史一一以及实际上英国的现在，那么承认爱国主义和国家情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非常重要。 这么多历史学家写了那么多和那么出色的关于18世纪，以及19 世纪英国的暴动、詹姆斯党人、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可能有时显得似乎某种形式的抗议构成了大众政治行为的全部；即只有通过对抗行动，统治精英之外的男女才得以推进他们对于认可、改革和更广泛公民权的要求。 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特征是，来自中产和工人阶级的男女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其采取支持政府的形式，与采取反抗的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成为一名爱国者是一项政治行动，而且常常是一项多面和动态的行动。 我们不能再把爱国主义与简单的保守主义混淆，或者用对盲目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那种谴责和藐视的提及将其扼杀。 就像其他任何一项人类活动一样，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需要灵活、 敏感而且首先，需要富有想象力的重现。

这一时期各式各样的男女有时都能找到恰当和强有力的理由来把自己的身份当作英国人，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都是这样。 也并不是说，那些支持国家反对外来攻击的人们，也同样一成不变、毫不批判地支持国内的现有秩序。 也不是说，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在1707年之后日益增长的对于英国的感觉，代替和排挤了其他的忠诚。 尤其是在英国更为乡村和偏远的地方，在苏格兰高地，在威尔士中部，在康沃尔郡、东英吉利亚和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浓厚的地方主义仍然是其生活准则，如果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强烈的征兵侵扰之前，至少在铁路开通之前是如此。 “村里没有邮局”，愤怒的理查德·科布登于1850年代在苏塞克斯的海雪特（一个不到 400人的教区，离伦敦大约50英里）写道：

每天早上，一个老人，年纪大约70岁左右，走到中赫斯特去取信。 他每送一封信件就收取一便士……他用来给全村人取信的邮包平均每天装的信件是两到三封，其中包括报纸。 进入这个教区的唯一的报纸，是两份《贝尔每周邮报》，一份主要由呆滞慵懒的农夫资助的相当古老的托利派贸易保护主义报纸。

19世纪生活在像海雪特这种地方的英国人远远超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数量，他们生活的世界很小，大部分时间都被习俗、贫穷、无知和冷漠所隔绝。

本文为《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节选，译者周玉鹏，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 作者琳达·科利，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于英国史、帝国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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