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是明朝大一统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怀揣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登上了皇位，却以“非亡国之君”的爱国勤政形象导致“亡国悲剧”，其悲壮结局至今仍让人感慨不已。

《明史》形容他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据。 ”这样的评价多少有失公允，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帝王不多疑的，“性多疑”显然是带有成见的抹黑；“任察”也不见得就是多大的缺点，身为帝王做出的任何简单决策，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面，所以决策时权衡再三，这也算不得是明显的错误，顶多就是办事认真，原则性强，不近人情罢了，用不着扣上“苛刻寡恩”的大帽子，这明显就是史家人身攻击的刀笔所为。

“好刚而尚气”倒是很切贴，但18岁的朱由检登上皇位的时候，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热血愤青，任性、固执应该是大多数愤青共有的特征。 由一个愤青王爷的身份，一跃登上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在一大堆久经党争风雨的老辣政客面前，毫无政治经验和权术手段的年轻皇帝表现出“急遽失据”，当属正常的情理之中，谈不上是有多严重的性格缺陷。

同为帝王的康熙皇帝倒是对朱由检有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比起史家的刀笔，康熙的评语要中肯得多。 朱由检在成为皇帝之前，就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王爷，对王宫之外的世界了解有限，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对政治的黑暗更无任何体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地成了皇帝，只是凭着自己单纯的是非标准判断好坏，当纯理想的政治抱负在乱世黑暗的官场上遭遇四面碰壁的困境后，一度无所适从，又孤独无助，日夜焦虑之下，其情绪上的激烈反应已经演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疾病。

一方面是强烈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又是寸步难行的现实，怨天尤人已经完全失控为心理病态了，并开始不断地折磨自己，恨自己，曾六下罪己诏；也恨臣属，并折磨臣属，在位十七年中更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处死了两个内阁首辅，处死、逼死督师或总督11人，处死巡抚11人，到崇祯十四年时关押在监狱内具有大臣身份的官员多达145人。 这样的激烈反应，绝不是他天生就有的性格，而是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心理病变。

一般来说，帝制时代的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秘笈，正常情况下的接班人大都会得到传授。 朱由检的前任明熹宗朱由校16岁登基，其父亲明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就驾崩了，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多少历练就成了皇帝，但因为深获爷爷明神宗的喜爱，很早就被封为皇太孙，继位后身边大多都是爷爷时代的老臣，至少间接得到了真传，这从他临死之前叮嘱朱由检：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一节能看出端倪，显然这并非是23岁的朱由校自己的政治经验。 但这样的政治遗嘱，对单纯的朱由检而言，根本就体会不到其中的深刻奥秘。 所以，朱由检行使皇权的第一项大手笔就是灭了宦官集团，当完全陷入党争集团的绝境后，万般无奈之下又开始培植新的宦官集团，但灭掉一个政治集团很容易，短时间内培植一个新的政治力量来抗衡党争集团就很难了。

所以，朱由检登上皇位后，既面临着严峻的天灾考验，同时也面临着人祸的巨大压力，阉党集团被灭后，东林党人一家独大，这是一群头顶着重整道德光环的“十字军”，整天在朝堂上火上浇油，并不断用舌头杀人，却无视危机四伏的恶劣局面，正如后来人所总结的：东林未必皆君子，而阉党未必都小人。 严重的信任危机，使崇祯一朝君臣之间形同水火，这对一个年轻而又怀揣着梦想的帝王的打击之深可想而知。 当他发出：“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 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其中的酸楚并不是后世的每一个史学家都能理解的，大多数的今人都认为崇祯帝是一个生性多疑又胡乱猜忌的君王，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把一个有政治洁癖的皇帝完全给逼成了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