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尽管在推翻明朝封建统治的作用上不能和李自成相比，但是张献忠仍是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风云人物。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生于1606年，身材高大，长的虎头虎脑。 他小时候读过书，当过边兵，立有战功，家境也较为富裕。 后来被邻居诬陷勾结强盗而遭拘捕。 事后张献忠气愤地说：“资财得之战阵，身命博之，未尝有负于人。 族人被掳，我何知？逼迫至此，是驱虎入山也。 ”由此可知，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压迫，驱使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洪流中。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聚众起义，并首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当时，各路起义军均投奔他的旗下，有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人。 在全国各支起义军中，张献忠实力最强，自号“八大王”。
由于张献忠当过兵，富有作战经验，遇险善走，来去如飞，官军追之不能及。 崇祯八年（1635年），13支农民军领袖聚会荥阳，确立了统一抵抗官军的战略方针。 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两支义军向东部发起攻势，这时的李自成还隶属于高迎祥部下，其声望远在张献忠之下。
由于义军声势浩大，崇祯帝调总兵祖宽率精锐的关辽兵3000围剿义军，专门追杀张献忠部。 当年秋天，祖宽击败张献忠，各支义军也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以避其锋芒。 高迎祥、李自成退入陕西，张献忠率部藏于深山之中。
崇祯帝用辽东边兵镇压关内义军，因其强悍，又无亲戚瓜葛，颇为得力。 但崇祯九年（1636年）秋天，清军发动攻势，明督师卢象升率官兵撤回，保卫京畿地区，义军再次活跃起来。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会集罗汝才、马守应、李万庆等义军，顺流东下，与长江北岸贺一龙部共同进军淮、扬地区。 明应天巡抚张国维专门挑选良家子弟组成一军，被张献忠击败，参将程龙、潘大可，游击陈于王等40余名军官被杀。 明朝调牟文绶和刘良佐官军近万人来援，张献忠转战至湖广地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让义军装扮成官军偷袭南阳，不料到达南关，恰巧明总兵左良玉军至，对这支部队产生怀疑，张献忠被识破，仓皇撤退。 左良玉穷追不舍，张献忠身中两箭，又被左良玉挥刀砍伤面部，幸亏孙可望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
张献忠残部一昼夜行数百里，于正月初九夜攻谷城。 当时明督师杨嗣昌制定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义军损失很大，兵部尚书熊文灿负责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对义军采取招降政策，实行坚壁清野。
在谷城的张献忠听说于他有救命之恩的总兵陈述洪范现为熊文灿部将，便派遣孙可望贿赂陈洪范，后张献忠部被熊文灿招降。
史载，当时河南、湖北有农民军15支，张献忠在各支义军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于谷城投降后，确实影响极大，罗汝才、谢塌天、混十万等部也先后投降了明朝。 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于潼关大败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仅率18骑潜入商、洛山中。
明朝以为起义军从此剪除殆尽，因而有恃无恐，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而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关外的清朝。

张献忠投降熊文灿后，自率部队驻扎在白沙界山，宣称能保证数百里地区内无任何义军，又要求把襄阳地区全部作为他的驻地，发给十万人的兵饷。 熊文灿不答应，只向朝廷申请了两万人的兵饷。 张献忠便在谷城设立关卡，自行征税。 他表面上对地方官员拜跪有礼，实际上完全不受熊文灿派来的监军张大经的任何约束。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张献忠杀谷城知县，发动城中百姓拆毁城墙，重新高举反抗明朝的义旗。 他率部离开谷城之前，下令把接受义军财物的明朝大小官员的名字，受贿时间和数量统统写在墙上。 可见腐败的明朝统治下贪官污吏遍布国中，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张献忠谷城再起，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很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张献忠振臂一呼，四方响应，打碎了崇祯帝中兴封建统治的如意算盘，更证明了他具有极高的威望并得到其他义军的拥戴。
崇祯帝下令逮捕熊文灿，以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授予他生杀予夺大权。 崇祯十三年七月，总兵左良玉与副将李国奇夹击张献忠部于玛瑙山，义军将领16人战死，张献忠妻妾7人被俘，这就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所谓的“玛瑙山之败”。

张献忠被击败后，所部浴血奋战，终于渡过长江，进入四川开县。 自进入四川起，张献忠便采取了流动作战方针对付官军。 崇祯十四年正月，义军在开县附近的黄陵城大败总兵猛如虎部官军。 战后张献忠亲率轻骑，一昼夜疾弛300里，于途中杀掉督师杨嗣昌的使者，然后利用督师的军符假扮为差官，夜入襄阳城，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并将其处死。
杨嗣昌听说襄王被张献忠义军处死，吓得心惊肉跳，上疏崇祯帝请求死罪。 他追赶到沙市，又传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他忧惧交加，自知难逃极刑，遂绝食而死。
张献忠破襄阳后，声势远在李自成之上，攻下光州、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后，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张献忠骄傲起来。 崇祯十四年秋左良玉于信阳击败张献忠，义军几万人投降，张献忠腿部受伤，幸好天降大雨，才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身边只剩下几十人相随。
这时的李自成已经发展成几十万的大军，包括罗汝才在内的许多义军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张献忠也去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虽然没有拒绝，但表示只能按一般将领予以对待。 张献忠久经战阵，声名很早就在李自成之上，遭到这般冷遇实质是两人积怨的结果。
早在崇祯八年，高迎祥和张献忠共同攻下明中都凤阳时，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善于吹奏的小太监，张献忠没有答应，李自成非常生气。

​崇祯十一年，张献忠投降，屯兵谷城，李自成被洪承畴所败，他带亲信百余人往倚张献忠，张献忠不予接纳，还企图加害他。 李自成独自一人骑驴而走，日行六百里，卧病数月才缓过气来。 现在张献忠送上门来自讨羞辱，李自成也想杀掉他，只是在众将领的劝阻下，才打消了念头。 罗汝才私下送给张献忠500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转向湖北东部发展，从此两大农民军领袖彻底决裂。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在安徽地区获得极大的发展。 次年，他乘李自成大败左良玉之势，先攻破汉阳，而后挥师渡长江，占领重镇武昌。 义军活捉楚王朱华奎，尽取楚王宫中金银，装载数百车还没有全部运走，并把这个唯知搜刮民脂民膏的藩王装进笼子沉入长江。
张献忠占据武昌，不料招致李自成的嫉恨，他派人以贺喜的名义到武昌，对张献忠说：马守应已降，罗汝才、贺一龙皆被杀，马上就会轮到你的。 且公然宣传，有能活捉张献忠者，赏给千金。 张献忠自知不敌李自成，只好放弃武昌，率军进入湖南以避其锋。

​李自成进入西安后，灭亡明朝指日可待。 张献忠部下提出夺取江南建立国家的设想，但他经过反复权衡，认为武昌地区的明总兵左良玉部仍很强大，决定避实就虚，向明朝统治较为薄弱的四川进军，凭借天府之国的雄厚人力物力称雄天下。
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率军攻下四川夔州，其后下涪州，克重庆。 八月初五，张献忠兵分两路，骑兵从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新津出发，包围了成都。 成都的蜀王朱至澍企图逃走，但没有人替他卖命，八月初九，义军攻入成都，蜀王和王妃双双投井自杀。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初六，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大西政权中央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地方设有巡抚、道、知府、知县等官。 张献忠以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王尚礼为中军都督，白文选为前军都督，王自奇为后军都督。 张献忠和这些将领组成了大西政权的核心集团。
大西政权建立时，清军已经入关，李自成退入陕西，江南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南京，建立红光政权。 在这四种政治力量中，弘光政权推行“款清灭寇”政策，试图和清朝一起剿杀农民军。

​客观形势要求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共同抵抗他们的对手。 李自成趁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之机，派部将马科占领川北重镇保宁。 这本来对张献忠的胜利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而张献忠竟出动大批军队赶走大顺军，夺取保宁，从而失去了携手抗清的最后机会。
顺治二年（1645年）春，大西政权处境开始恶化。 在南京弘光政权的策动下，四川明朝官员到处发动叛乱。 张献忠为了平定四川各地的叛乱，错误地采取滥设政策，殃及无辜，因而失掉了人心。 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情况，史书记载甚多。
张献忠杀戮过分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在四川：“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耳。 ”
大西政权任命的官员遭如此惨杀，张献忠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张献忠到最后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红皂白，以开科取士为幌子，诱杀文士22300余人。 从而激起了地主阶级更加激烈的对抗，以致失去在四川立足之地，这就是咎由自取了。
顺只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肃清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官兵征四川。 八旗劲旅进入陕西，相继击溃各地反清武装，稳定了陕西形势，然后修整军队，做入川准备。

​十一月十七日，清军先锋抵达四川大西军扎营处。 士兵接连三次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张献忠却不在乎地说：八大王威震天下，名播四海，谁人敢来，吾当杀之。 他连盔甲都不没穿，执弓上马，出营观察。 清军立即发起进攻，张献忠中箭身亡，几十万大西军纷纷被杀。 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残部撤至贵州，后来采取联明抗清方针，实现了与永历政权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