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1日，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最高国防会议”，中心议题是下一步的对日战略。 会议最终做出如下决议：对华东日军采取“先机下手”的战略，用沉船和火力封锁江阴要塞，以防止日本海军自淞沪溯江攻击南京，同时截留南京以及上游九江、武汉、宜昌等码头的所有日本舰船，一并要全歼日本驻扎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

这个军事部署是基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侵华步骤的战略预判，即在华北大打以后，日军极有可能在淞沪地区动手，因为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1936年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已经做出了战役预案：“以五个师团（分为两个军）分别登陆上海市区和杭州湾，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南京和杭州三角地带”。

由于日本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尚未完成，主要现役兵力正投入华北，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淞沪地区仍然相对平静，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方面，是中方担心盘踞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会成为“内应”，从而接应日本陆军主力登陆淞沪；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政府最高层的泄密，使上海日军非常担心遭到中国军队的主动攻击，所以当时的上海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表面平静之下其实暗流涌动。

引爆淞沪会战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一个是“军政部次长”陈诚。 张治中曾经率军参加过1932年的淞沪抗战，对上海的作战环境和日军情况比较了解，他强烈主张在华东地区对日“先发制敌”，并将中国抗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指九一八事变）；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指1932年淞沪抗战）；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

也就是说，既然判定日本人早晚要在淞沪动武，那么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干掉其作为内应的海军陆战队。 有鉴于此，在得到老蒋的默许后，张治中已经着手预做准备，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周内，即派出正规军补充第2旅的一个团，身着保安队服装潜入上海，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和龙华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地区。 同时命令第87师、第88师从原驻地南京和江阴前移，随时准备增援淞沪。

当然，这肯定也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和怀疑，于是有了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一个尉官一个士兵）硬闯虹桥机场的举动，其实就是想强行侦察中国军队的番号以及备战情况，结果被补2旅士兵当场击毙，这就是著名“虹桥事件”。 这次事件爆发后，日本海军态度开始强硬起来，要求南京政府赔偿损失并且接受日方的“核查”，同时派遣大批军舰和陆战队开进黄埔江，以作为军事威慑。

另外一个对日强硬派就是陈诚，当时已经手握“土木系”军事集团，地位正处在上升期，所以说话的分量开始加重。 考察完华北战事以后的1937年7月15日，陈诚急电南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敌如出兵扰我长江，则我国应整个发动，先肃清其各地租界及海军驻屯军。 理由：我国对日作战，其唯一之有利先机，厥在制敌机先，予以奇袭，消灭其驻军，巩固我腹地”！

陈诚的意思和张治中差不多，那就是宁沪杭地区为国民政府的根本所在，一旦日军有在淞沪动手的征候，应毫不犹豫先发制人扫清上海之敌。 同时，军委会高参蒋百里8月初也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理由是华北战局不妙，津浦线日军虽然推进缓慢，但是平汉线日军攻势凌厉，刘峙集团军明显不支，日军有沿平汉铁路直驱武汉的可能，如果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沦陷，那麻烦就大了。

种种谏言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老蒋最终下定了在淞沪开战的决心，遂有了开篇8月11日的“最高国防会议”。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与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已是汉奸，所以这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均被日方侦知，不仅长江中上游的舰船全部及时出逃上海（武汉的陆战队都跑回了上海），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几乎同时做出了增兵上海的决定，时间是8月12日中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派兵方案是：“上海方面派遣部队，是以第11师团和第3师团为基干编成一个军，八月十五日为动员第一日”。 到这个时候，由于中日双方不约而同都决定增兵上海和进行大打，那么淞沪会战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了。

只不过中国军队由于距离较近，开进上海的时间较早，于是8月11日的夜里，张治中离开苏州指挥所，率两个德械师全速推进，至12日天亮时已经占领了预设阵地，因老蒋变卦，攻击时间被延误了一日。 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准备在陆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死守位于虹口的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及周边。

1937年8月13日下午，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向八字桥方向搜索前进，师主力随后跟进，攻击目标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而得知陆军增援部队将于8月18日登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胆气有点壮了起来，也派出一个大队进行延伸布防，下午3时许，双方两支营级部队在八字桥头猝然相遇。

第88师先头营少校营长易瑾下令部队开火，淞沪会战（八一三事变）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