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圆明园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5个皇帝，长达150多年的经营扩建，以其宽大宏伟的规模、精美绝伦的设计、融合中西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皇家园林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常识。
现在习惯上称呼为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个大园，也就是清朝所谓“圆明三园”的总称谓历史常识。
18世纪来到清朝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把圆明园称之为“真正的人间天堂”，19世纪法国著名文豪维克多·雨果把圆明园称之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是一个世间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奇迹建筑，是中国具有诗人气质和艺术家气质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的梦幻仙境历史常识。
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园林奇迹建筑和清朝著名的皇家园林，也是清朝政治中心之一，却被西方列强所摧毁历史常识。
长期以来，世人对圆明园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视听历史常识。
没有历史常识的著名的话：圆明园是西方人设计和建造的，西洋楼遗址就是圆明园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进行设计规划的，这种说法开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 Maurice 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19世纪末，莫里斯·亚当曾经在清朝海关工作，在中国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多方搜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各种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做实地调查历史常识。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也是一个经典的中西合璧的皇家园林，其北边是一组西方风格宫廷园林建筑群，这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是由乾隆时期的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规划，中国能工巧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用一个白种人的高傲来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由莫里斯·亚当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据回忆整理而作)书中，重点描写了西洋楼的建筑史，将整个圆明园片面的等同于西洋楼景区，将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赤裸裸的看出作者和编者对圆明园的错误常识历史常识。
该书在西方世界曾经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规划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和民间的主流观点， 比如Lancaster的《圆明园中的西方宫殿》(EuropeanPalaces，1948年) 、HopeDanbyd的《圆明园及清朝皇帝的历史》(伦敦：莱格里尼，1950年)等历史常识。
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 ) 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这本历史教科书中居然也这样说：“乾隆皇帝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著名的雄伟西方夏宫历史常识。 ”
这种观念甚至从西方世界传到了东方世界，导致很多中国人也认为圆明园是西洋传教士所设计规划的历史常识。
但是这只是西方人把圆明园和西洋楼景区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在圆明园诸多建筑中，只有西洋楼景区是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规划的，其余均为清朝人设计规划而成历史常识。
当然，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对此有正确的认知历史常识。 1908年一1925年在北京居住的德国人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记载道，乾隆皇帝“听说法国凡尔赛的华丽宫殿和偌大花园之后，他希望修建一座更加西式、更加漂亮的宫殿和花园，为此他还请了耶稣教教士来帮助他进行参考，实现计划。 在蒋友仁教士的监理下，根据郎世宁的图纸，各种西方建筑风格的宫殿诞生了”。
这里，约翰·拉贝所谓的“西方建筑风格的宫殿”就是说的是西方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历史常识。
事实上，圆明园里面，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其它建筑群大多数都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规划、中国工匠建造的历史常识。
“样式雷家族”是对清朝世代承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号历史常识。
在清朝200多年间，负责清朝皇家建筑设计规划，比如故宫、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清朝皇家各种宫殿和园林都是由雷氏家族负责历史常识。 当下，人们认为圆明园全部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说法是非常没有历史常识的。 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2%，如何能等同于圆明园？
中国学者和官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澄清，但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西洋楼景区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只有西洋楼景区，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在1988年出版的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著作中，依然把“西洋楼景区”误作“圆明园” 历史常识。
甚至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历史常识。
很多人甚至到了圆明园废墟，也选择性地把圆明园等同于西洋楼景区，他们到圆明园就直奔西洋楼景区游览，然后心满意足地返回，完全无视了其他被摧毁的圆明园建筑群历史常识。
那么，西洋楼景区是怎么演变成“等同”圆明园呢？西洋楼景观建筑是中西文化融合结合的集大成者历史常识。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国王（那时候称之为西夷）派遣使者来到北京历史常识。 乾隆皇帝为了向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西方人夸耀天朝上国的丰饶富裕，决定让在宫廷为皇家服务的西方传教士设计规划并建造西洋楼景观，相关的建筑工程设计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来负责，后来又让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作为助理，辅助郎世宁教士工作。 由于这项建筑工程量巨大，使得相继还有西方传教士王致诚、艾启蒙，杨自新，建筑师利博明，以及中国的“样式雷家族”加入。
但是西洋楼并不是面向民众，而是为乾隆皇帝提供玩乐之用，所以西洋楼建造方案最后必然由乾隆皇帝来进行定夺的历史常识。
这些西方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规划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图像的介绍传播到西方世界，引起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轰动历史常识。
由于都是西方传教士介绍传播的，自然而然会有夸大和自我吹捧的成分在里面，于是，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渐演变成为：圆明园是西方传教士设计规划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历史常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全部焚烧劫掠，因为西洋楼景区的建筑主体为石材，加上是西方风格的建筑，从而没有遭受主要是木质材料建造的中式建筑群的摧毁的残酷命运，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址中保存还算完好的建筑，吸引着中外旅客的目光历史常识。
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圆明园遗址上还能看到的残存遗址只有西洋楼景区的部分残垣断壁，一些西方名人比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等，还到过西洋楼所在地方游览拍照，并流传于西方世界历史常识。
随着西洋楼景观形象的广泛传播，圆明园的完整模样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西洋楼景区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人们都把西洋楼景区当作为圆明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景点历史常识。
正是由于他们的照片和描写更加让西方人产生错觉，以为西洋楼景区就等同于圆明园，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历史常识。
直到今天，“某度百科”还依然把把“西洋楼遗址”解释为：西洋楼遗址位于圆明园中，是圆明园的标志历史常识。
其实，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它之所以成为标志建筑，只是因为西方侵略者把其它的都抢完了，烧完了，只剩下这个侵略者还比较熟悉的建筑了历史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