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作为中国最具历史的城市，有着十三朝古都之称，其历史地位无需多言。 但仔细观察中国历史后又可发现，西安在唐朝灭亡后，就再未曾得到过大一统朝代的垂爱，这是为什么呢？

自西周起至汉代，西安（长安）之所以能成为首都，最大的优势就是其西靠陇山、北依黄河、南抵秦岭，东有崤函，沃野千里的地理形势。 周、秦二代都是依靠着关中自西由东，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加之丰沛的物产而取天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大本营。 汉高祖刘邦虽为楚人，但考虑到汉初中央与地方诸侯国间的矛盾，也不得不采取刘敬的策略，利用关中地理形势定都长安。

随着时光推移，中国历史在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局后，来到了隋唐。 长安乃至整个关中虽经“五胡乱华”的浩劫，已显残破，但出自于“关陇贵族集团”的隋唐统治者们并不打算放弃关中。 此时的关中虽然经济已远不如江南富庶，但在政治号召力及地理形胜上，依旧是控扼“山东”乃至经略西域的最佳地点 。

隋、唐二代统治者也确实用实际行动来巩固长安（西安）的政治地位。 他们新建大兴城，屯重兵于关中，造成了“举天下而不敌关中”的政治局面。 然而，这些举措依旧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无法掩盖关中的衰败。 此时的关中平原，虽号称沃野千野，但经历南北朝的动荡后，经济状况已难以支撑首都的大量人口，江南也早已超越关中成为帝国最大的“粮仓”。

因此，为支撑关中的经济状况，隋炀帝时不得不开凿大运河，借江南粮食的北运来维系长安朝廷的运作。 唐朝建立，关中经济并未好转多少，可关中作为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又万不抛弃。 设东都行两京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借住大运河转运江南粮食仍旧是李唐皇室的最好选择。

安史之乱后，关中经历叛军蹂躏愈发残破，对漕运的依赖性也愈发加重。 可安史之后山东藩镇林立，漕运也多为藩镇控制。 西运长安的粮食受藩镇阻挠数度逾期，闹得长安人心惶惶，甚至唐德宗在听到米已至陕州（今三门峡，再西行便是西安）的消息后，都激动的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足可见此时漕运对长安之重要，亦反知关中经济之残破了。

884年黄巢之乱平定，但唐帝国早已元气大伤，长安赖以为生的漕运体系被起义军彻底破坏。 汴梁（开封）取代长安，成为漕运西段的终点，而这也意味着失去漕运供给的长安（西安）已无法取得经济优势，无法再供养朝廷。 旋即，904年，唐昭宗受割据汴梁的朱温胁迫，被迫东迁洛阳，首都长安也与大唐一起结束了历史使命。

除了经济的难以为继外，西安丧失首都的地位的另一原因便是帝国策略的转变。 自李唐衰败起，确切的说是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西域的丢失，河西走廊的断裂，中国由一个对外扩张进取型的帝国，转向防守维稳。 长安也由经略西域，进击吐蕃的指挥地，转变为帝国西北防线上的军事城市。 对日后继承大唐的衣钵的五代乃至大宋而言，缺乏陇西乃至西域腹地保护的西安，已不存在成为首都的可能了，因为没有朝代会将首都定在毫无保护的边防线上，这几乎是“自杀”。

也许有人会拿出明代“天子守国门”的北京作为反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城依托着燕山山脉，构筑起坚固的长城防线，并有漕运粮食的支持，这是唐代以后的西安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同时，北京的建都也预示着国家防御政策，由西北向东北的转变。 无论大明还是大清，其主要威胁均来自北方，长安则距离东北前线过于遥远指挥不便。 此时，靠近东北，又有险可守更有漕运之便的北京，自然就成了定都的第一选择。

总而言之，唐以后西安首都地位的丧失，是环境、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因素，多重交织下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