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进入分析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 第一创新的要素有哪些？第二，它有什么影响因素？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分别指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创业创新专家李俊博士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世界上公认的创新活跃型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加快经济模式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这需要处理好技术、人才和包容（即“3T”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李俊博士看来，技术是创新型经济的载体和标志，也是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成果；人才是创新、技术进步的动力；包容性文化和激励机制则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

第二，创新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社会环境、资金投入、智力水平、宗教信仰、教育、家境、个人努力、新闻出版自由、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接着，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 回顾硅谷的发展史，它是在产品演绎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们将以不同时期的主导产品为核心，把硅谷历史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从1891到1938年，是硅谷刚刚诞生和形成的时期。 这期间，“淘金热”带来的西部开发，还促进了两种需求，交通和通信。 随着西部同中部等地建立起联络，旧金山对交通和通信的建设需求越来越旺盛。 同时，斯坦福大学成立和无线电技术的突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宏观上，海上通信与军方契约也推进了硅谷的形成；第二阶段是晶体管时期，从1939-1958，以晶体管的生产和晶体管技术为代表。 惠普，硅谷诞生的第一家世界级的大企业的创立、斯坦福工业园的建成以及风险投资逐渐走向成熟都带动了硅谷发展；第三阶段是集成电路时期，以1959年平面集成电路问世为标志，从1959年到1978年，这是硅谷大发展大爆炸的时期。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和产业转化、“改变世界”的施乐研究中心也为硅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阶段是个人电脑阶段，从1971到1990年，以英特尔、苹果等公司的崛起为代表，风险投资的体制也成熟；最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则经历了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的阶段，硅谷的世界创新中心和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地位最终确立。 再通过与我国中关村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我们来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中关村科技园，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京津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核心园区、是创新的试验田。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近41所，研院所206家；拥有重点实验室67个，工程研究中心27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大学科技园2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4家。 98年底，硅谷有8000多家企业，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企业4000多家，年技工贸年总收入 400亿元人民币。 那么总体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我觉得两者在发展阶段时的国情、外部环境都不一样。

基于这些考虑，我觉得拿中关村与硅谷直接比较，是不太相适应的。 中关村其实是带有模仿美国硅谷的性质的，拿徒弟跟师父比，而且师傅也没老，首先不公平。 第二，中关村还处于发展的阶段，跟已经稳定成熟的硅谷还是不太一样。 第三，中美的国情不一样。 主要是从教育体制出发，为了体现公平性，中国的教育都是政府办的教育为主，而美国硅谷就是以私立大学—实行精英教育的斯坦福大学为核心，是靠这个基金会出来的。 所以，相比下美国硅谷这边的投资风头比较旺盛。

第四，硅谷有一个先发优势。 硅谷的优势是它利用了七八十年代的高新技术、科学新材料等，然而中关村是具备后发优势。 总体来说，我觉得未来中关村有可能走类似于承接硅谷的路线。 当然现在的中关村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传统的研发机构在搬离北京，这具体来说还是中关村在区位跟硅谷相比还不太一样。 硅谷位于郊区，它的生活成本更低、气候更加适宜人才的落户以及新技术的发展。 这是自然形成的影响因素。

然而，中关村其实是有一定规划成分在内的，我觉得如今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创新集聚、内部改革、对外开放出现吸引国际投资的要素、教育制度的改革如未来中国大学有风投、创投机构，在创新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未来是极有可能缩小和硅谷之间的差距的。 也许未来10年，在产业互联网的创业新上，中国还将领先硅谷。 例如已经发生的支付行业的互联网化。 中国应该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可以完全抛弃钱包的国家。 在我们所处的油品行业，也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