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许多官职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了设立的初衷，以至于无法通过字面领会其中含义，御史就是其中之一。 《说文解字》中“御”字意为“使马”，有驾御、操使的意思，字面来看，御史应为记录和管理历史、档案一类的官员。
实际上，周朝刚刚设置御史官的时候，也的确是将其作为史官一类。 《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国君理政的时候“执法在旁，御史在后”，御史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书记员、秘书。
当然现在做一个书记员和秘书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上古时候不同，那时候没有纸笔，字都刻在竹简上，想要识字、写字特别困难。 当时能掌握足够的知识来记录历史，怎么也比现在的专家教授厉害。 加上天天围着国君转，所以御史的地位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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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不光社会地位高，人格也高。 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太史官不惧淫威，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杀了太史官，继任的太史官依然如旧，崔杼又杀之，第三个史官还不屈不挠。
听说齐国发生处死史官的事后，国外许多史官竟然抱着写好的竹简往齐国跑，非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下来不可，一副势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样子，最后崔杼只能任凭史官记载其事。
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对春秋时期的史官来说已经超越了工作范围，成为他们的人生信念。 如果历史失真，史官会把这当作个人生命中的污点。 为了让后人读到真实的历史，他们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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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高，道德素质过硬，一面记录历史，一面直言不讳，这些优点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让这些能说实话、敢说实话的史官来充当监察官员自然是极好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秦汉时期御史转身就变成了监察官。
成了监察官之后御史的官署改称御史台，御史台也称兰台、宪台，明清时期改称都察院。 御史台长官称御史大夫，副官称御史中丞，职员称御史。 虽然御史台的名字变来变去，但是从秦初到清末，御史都是监察官，除了负责监察百官有无贪赃枉法之外，唐宋时期御史还同谏官合流。 合流后的御史和谏官合成台谏，能够对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总的来说，御史台监察百官的职能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大臣用人唯亲、哪个知府知州执行命令不到位，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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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史刚刚从史官系统分离出来的秦汉时期，御史受命于丞相，御史大夫兼副丞相。 御史大夫同丞相、太尉共称三公，属于政府首脑。 由于受丞相领导，所以秦汉时期御史无法对行政系统实现独立监察。
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御史中丞带领御史自立衙署，御史台这才逐渐脱离行政系统控制。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系统大变革，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加强后的皇权为了能掌握足够的监察权，将御史台纳入麾下。
现代管理学认为，只有同管理权并立的监察权才能实现有效监督。 如果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人即负责管理又负责监察，那这个部门或者这个人自己的问题必然无法被纳入监督范围，这种情况下的监察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彻底脱离行政系统控制后，御史台不需要向行政首脑宰相负责，同政务得失没有利害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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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独立后的御史台组织架构得到加强，御史人数不断上升。 扩张后的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 台院御史称作侍御史，纠察刑狱诉讼；殿院御史称作殿中侍御史，主抓殿庭礼仪；查院御史称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纠察百官作风。
从组织架构层面而言，直接受皇帝领导的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监察机构。 除了赋予御史台独立性之外，唐代御史的地位也被特意拔高。 虽然御史官位只有五品，还不及普通县官，但是御史却拥有其他五品官不具备的朝会权，能够在百官面前上奏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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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御史台的一个特点叫做“御史无长官”，虽然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工作，但是御史只对皇帝负责。 御史的工作内容根本不对御史大夫汇报，御史大夫也无权命令御史弹劾或者不弹劾某个人。
御史一面拥有巨大的参劾权，一面又官位低微。 一个御史可以说是降无可降，罚无可罚。 无可降无可罚，又不受政府行政系统领导，所以御史工作起来毫无后顾之忧。 哪怕是当朝宰相，只要被御史抓到马脚也是照参不误。
唐朝神龙年间，御史大夫李承嘉曾对手下实行弹劾前不向自己汇报发表不满。 御史萧至忠说：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都是天子耳目，如果弹劾谁需要你同意，那有一天想弹劾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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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赋予御史尊贵地位更有力的保证是风闻奏事权。 风闻就是道听途说，类似于现代化的匿名举报。 拥有风闻奏事权的御史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以对一切可疑案件进行调查。 这不但保护了举报人，也增强了监察系统的威慑力。
武则天时男宠张易之、张宗昌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御史宋璟行风闻奏事权，于朝会上弹劾两人。 如果弹劾必须署名谁敢向御史台举报女皇男宠？如果所查无事后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哪个御史敢参劾张氏兄弟？
虽然隋唐形成的监察制度已经具备现代监察制度的雏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御史台的架构逐渐显得不合时宜。 随着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监察制度在明朝迎来了一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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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废宰相之后亲自领导六部，随之而来监察系统也迎来大改。 明朝时废御史台，提高查院地位，设立都察院。 纠察百官作风成为了监察系统首要职责，监督政策得失成了六科给事中的事。
明代都察院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副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另外还有对口六科官员的监察御史。
从组织上看，明清时期都察院比隋唐时期御史台更加庞大和完善，监察能力也应该随之增强。 但是扩张之后的监察系统却面临同秦汉时期一样无法独立的问题。
唐宋时期监察系统至今为人称道，主要原因就是监察系统同行政系统分立的制度优势。 宰相作为政府首脑负责行政，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掌管监察，供职御史台的御史同政府系统没有利益冲突，在弹劾官员的时候也不怕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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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宰相，行政监察一手抓，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皇帝自己的问题，监察到最后也会查到皇帝头上，这种情况下监察制度必然成为空谈。
没有了制度保障的御史成了皇帝打击异己清除政敌的工具。 明朝时期的太监刘瑾、奸臣严嵩，清朝时期的贪官和珅，都因为皇帝的有意回护而免于被监察系统调查。 而一旦奸臣失去皇帝青睐，御史的举报信又雪片一样飞向御前。 如果监察权能同行政权分立，明清时期乱臣祸国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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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脱胎于史官，依靠自身独特的道德优势演变成监察官，从秦到清，御史职能从未改变。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唐宋时期迎来高峰，明清时期又跌入低谷。 一路走来，御史官员以正直的道德和直言不讳的勇气为人所称道，虽然位卑，但言重。 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经历的风风雨雨，颇值得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