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前赴后继，成为推动时代进步和发展的中流砥柱，曾国藩有开路之功，他更能代表湖南精神。

写过长篇小说《曾国藩》并对曾氏有过多年深入研究的唐浩明先生，曾在许多不同场合，作过题为“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演讲，我也在不同场合听过为数不少的几次唐先生的学术演讲，说实话，唐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历史文化功底在当今首屈一指，不过其演讲水平不过泛泛，但这并不影响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丰富学养，我佩服唐先生，在此。

唐浩明将湖湘文化溯源到了宋朝理学，湖湘文化与之确实是有渊源的。 全祖望《宋元学案》一书载：“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 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 关中之申候二子，实开横渠之先。 ”可见宋仁宗时期，宋朝就已经“学统四起”，盛况空前。 不过，这里还没讲到洞庭湖以南，这里胡瑗的湖学，当然不是湖湘，而是浙江湖州，他在湖州执教讲学。

但作为宋朝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却实实在在是个湖南人，湖南道州人，他创立濂溪学统，又称湖湘学统，且多年在湖南讲学，这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既有周敦颐开山在前，岳麓书院张栻、朱熹讲学在后，湖湘儒学传统渐渐形成。 但无论是周敦颐，还是朱熹，他们的儒学中经世济用的特点并不是十分强烈，尤其周敦颐，他的思想中还有很多道家的成分。

真正开创湖湘文化经世济用的源头，则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源和形成，要么就有大文化群体，要么就有大事件发端。 曾国藩先以湘军振湖南人气和声威，后以中兴之臣的身份出将入相，带出很多人才，形成了武将湘军和文化湘军的庞大群体，集聚成一种文化群体和文化现象，其影响极大，甚至对于整个近现代史，包括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就是文化的汇合，成为一股时代文化和潮流，最后汇集成一种湖南精神，就是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精神。 所以，真正能代表湖南精神的，还是曾国藩开创的湖湘精神——经世致用、舍我其谁。

至于黄兴、杨度、谭延闿（其实还有左宗棠、王闿运等）诸人，都是在曾国藩开创的湖南精神的感召下，顺时应势的成为了时代弄潮儿，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为文，或行武，或为开路先锋，或为投机政客，但心底无不是以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湖南精神为底气。 杨度《湖南少年歌》中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不正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