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旅行①《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②《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③《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④《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⑤《吕氏春秋》：“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在先秦史籍中，“虞夏商周”的记载确实不胜枚举，尤其是被公认来自统治者周王室的《周书》中的表述，当具权威。 《国语·周语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周人承认自己的祖先“稷”曾“服事”于“虞夏”。
那么“虞夏”是不是夏朝的另一个名称？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韩非子·显学》
按韩非子这里的话，可以肯定，虞、夏是两个国家，韩非子是战国末期人，他说“殷、周七百余岁”，意思就是指殷周更替后到他那会时已700多年。 那么“虞、夏二千余岁”，就是指虞、夏到战国末期是2000多年，而“虞”+“夏”存在了1300多年。
我们都知道，史书上的大致夏朝国祚，约460余年，也就是说，这个“虞”存在了800多年！
莫非这又是另一个东西周？另一个春秋战国？？
按照商、周的“方国制”与“分封制”，很难想象虞夏之前还能出现一个高度统一或是群雄逐鹿的时代。 因为如果是这样，则必然会产生新的霸主——依殷商的统治模式，甲骨文里清晰可见，殷商600多年，一直都与周边发生战争，因此，我们还是更倾向于相信并推测“虞”只是夏之前的某个大方国的名字，或是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代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虞”到底是指一个一直存在了800年的大方国？还是它只是那800年里影响力最大的方国？这个就无法得知了。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无法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不能否认史书上这个“虞”的时代的存在。
夏商之后，“虞”的详细信息几乎不见，它主要只是作为一个“名字”而出现，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尚书》的原本排序
也就是说，在《尚书》编撰者的角度里，“虞”它的确就是作为一个朝代来定义的，《虞书》共有5个篇章，分别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以及《益稷》——这个排序，至少是符合了后世对“夏前”时代的“正统”认识。
2、虞夏之际，虞仍然显得地位突出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 祖考来格。 虞宾在位，群后德让。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 鸟兽跄跄。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虞书·益稷》
夔，在史书上是作为帝舜的乐官出现的，但是他却与甲骨文中的殷商“高祖夔”同名：
甲骨文中的“夔”（kui）、“夒”（nao）到底是男是女？迄尚无定论。 故无法断定《虞书》中的“夔”是否与殷商“高祖夔”为同一人。 但是，在这次的盛宴中，我们注意到一名特别嘉宾：
“虞宾在位，群后德让”——虞宾，何许人也？这个“虞宾”后世多释为丹朱，即尧之子，如唐李贤、宋蔡沉均称其为“虞宾，丹朱也。 尧之后为宾於虞 ”、“虞宾谓舜以丹朱为宾，《虞书》曰‘虞宾在位’是也。 以喻山阳公为魏之宾也。 ”
然而，却也有另一种说法，如：
《后汉书·献帝纪赞》：“献生不辰，身播国屯。 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陈寿《三国志》：韶乐九成，虞宾以和。 唐温庭筠 《题翠微寺二十二韵》：“邠土初成邑，虞宾竟让王。 ”从史书看，他的确最有可能就是尧之子丹朱。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位“虞宾”就是先王之子，因有谓“祖考来格”，又“群后德让”（后，夏时帝王的代称，此处指诸侯）。
毫无疑问，《虞书·益稷》中记载的这一场“大龙凤”，显然就是传说中的“禅让”。 如此一来，“虞”作为朝代的确认，就对上了。
今日学者及好论史者，多对“禅让”嗤之以鼻，全不采信，在下以为，实因不通史书耳——不管是“明让”还是“暗让”，《虞书》中是写得很清楚了，它就是“让”了。
事实上，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通过地质断层与文化遗留等综合考证，已经证实了“禅让”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也就只有这种“邦联制”才能符合韩非子“虞、夏二千余岁”的解释。
“虞”在夏朝仍然显得地位突出《竹书纪年》载，夏的第4任君主“少康”曾“自有仍奔虞”，而后“伯靡自鬲帅斟鄩、斟灌之师以伐浞”——这就是有名的“少康中兴”的典故，在这次战斗中夏帝少康借助两个氏族部落“有虞氏”与“有仍氏”打败寒浞，成功复夏。
从这例典故可以看出，“虞”在夏朝仍然是一方实力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指出的“斟鄩”与“斟灌”内含相当大的信息量，但在此先按下不表。
又《竹书纪年·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诸侯来朝，宾虞公——虞公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诸侯出现
“虞”在周代仍然地位突出武王伐纣后，按上古礼法“二王三恪”（要求新生政权要保护好前朝的后裔族群），封黄帝后裔于祝、尧后于蓟、舜后于陈国。 陈国，就是“有虞氏”，即舜帝的后裔。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舜”就是“虞”，那么为何在那场“禅让”的大龙凤中，会有一个“虞宾”？
答案依然不言而喻，“虞”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共称。
虽然有一种说法称“帝尧”时代是为“陶唐氏”，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后世所采用，因无“唐虞夏商周”，故不采用“帝尧陶唐”作为一个朝代。
按照“禅让”的逻辑，舜既然是继承于尧，那就理应继续应用尧都“国号”，只有“尧”也是“虞”，才能“二千余岁”。
解开“虞”之迷“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 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百姓悲哀，如丧父母。 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 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於南河之南。 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 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
太史公说，尧原本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的，但是由于他德不配位，于是就传给了舜，舜德高洁，他不接受，在一个叫“南河之南”方地方“让辟”（又让回）给丹朱，未承想天下诸侯却不服丹朱，还是啥事都找舜，于是舜遂称帝。
南河之南——信息量非常大呀！
“河”是黄河在唐宋前的专属名称，因此，这个南“河”之“南”不管是哪，只能是黄河下游！
而黄河下游唯一可能是“帝都”级别的遗址，只能是“它”：
良渚遗址有多大？此处已不必再废笔墨，因为网上相关信息已经多如牛毛，但是我在这里重点提示一点：
①300万平方米的王城，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面积！
根据专家估算，建设这么大的规模，得一百万人不眠不休地干一两百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据此得出，这是一座经过数百年无数代人的经年累月地不停建设而成的。
作一个简单的数字推论：
以鼎盛期300年为基数，那么衰落期怎么也会有一两百年，如此，则“起步期”也会有相应的一两百年，这么一算，700年的“虞朝”就差不多对上了。
11条水坝分为高、低两级水坝，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了洪水威胁。 分析显示，遗址中的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通俗地说，就是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低坝内则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现存的10米坝高推测，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这显然会让人想起一个中国人都极之熟悉的名字：
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迁虞而事夏。 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 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这应该能很明白看出，这是舜失势于大禹的事实记载，先是命令禹“代虞事”——不知处理什么，但是必然是重要的事，大禹既然是以治水而青史留名的，那就真的巧了~良渚就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完善的水利工程。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笔者推测“虞”跟良渚遗址脱离不了干系，那么良渚遗址就有尧的儿子丹朱在那里，大禹到那里治水成功，威望势必然要盖过舜，加上如果和丹朱有联合或帝尧的后裔有联合的话。
那么，就无怪乎帝舜要“迁虞而事夏，依尧故事”——大禹的“夏”此时已声名鹊起，帝舜被迫随禹和帝尧的后裔们，如此一来，舜帝晚年南巡并到过湖南、广东、广西，以及最后死于苍梧（之山），还有大禹一直活动在涂山与会稽那就可以合理解释了。
根据对“尧都”山西陶寺的遗址中后期的发掘发现，在中后期的政权交替中，出现了动荡，具体表现为墓葬人骨被挖出来并丢了一地，祭祀礼器也被打碎，甚至城墙也被毁弃。
而在陶寺的早、中期时，其完备的防备体系充满戒备森严的氛围是被公认的。
至此，“虞”之谜的谜底大致可以解开，结论：
“虞”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朝代或国号，其主体就在良渚，由于“禅让制”这种“太公分猪肉，大家轮流坐”的政治联盟存在，因此，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目前尚无法证实，有说海蚀，洪水，战争，各不一）良渚古“虞”国到了帝尧时期就开始没落了，被黄河文明所超越或统驭，而帝尧禅让舜后，舜为了让帝尧的后代（丹朱）远离政治中心，于是就把丹朱流放到了“虞”——也就是良渚。
可能由于当时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都履发洪水，擅长治水的大禹履立功绩，其声望逐渐功高震主（在《大禹谟》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禹已经敢于怼帝舜），于是和一心想重夺政权的帝尧后代一拍而合，联合攻灭了山西的陶寺遗址，也就是曾经的“尧都”。
最后，“帝南狩”是被大禹和帝尧后裔绑架的还是他被迫“请”过去的，都无损帝舜最后被大禹取而代之的事实，至于丹朱还是丹朱的儿子、孙子屈居夏次，这就特别好理解——谁让他在自己老爸还是“共帝”的时候就已经不为天下接受了？是不是？
这，就是我要讲的“虞朝”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