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时针此刻被拨回到大明崇祯13年，这一年是明末农民军大发展的一年，大明疆域内各路农民军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并形成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而仅仅4年之后，这些农民军就断送了大明王朝。

那么，“君王死社稷 天子守国门”的“硬汉”大明，究竟亡于谁手呢？其原因又是什么？

说起明末历史，有一个话题自然绕不开：农民军起义。 以崇祯13年来看，湖北、陕西、四川的交界地带是“闯王”李自成的活动范围。

其实，崇祯政府前期对于李自成的围剿是十分有效的，崇祯11年的时候，李自成一度被打的丢盔卸甲，只能带着少数人马躲藏在商洛山一带，打起了游击，虽然后世流传的闯王商洛18骑应该是谣传，但是粗略估计李自成的人数应该不过千人，而另一巨头张献忠则活跃在湖北、四川的交界地带。

张献忠为人反复，于崇祯11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又于12年再次反叛，后见李自成做大，又接受李自成的封赏，而后再次反叛李自成自立，属于不折不扣的“二五仔”，除去这两股明末最大的农民军势力，还有盘踞在豫东南、皖北的小袁营，南直隶一带的革左五营等等。

那么，为什么农民军在崇祯13年蜂拥而起呢？

究其原因，是明朝的财政出了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一大根源，就是藩王制度。 单单河南一省就有7家藩王，全国更是有几万个藩王要靠国家财政供养，而同年河南大饥荒，甚至达到了易子互食的地步，朝廷为应付西北农民军、辽东满清以及政府正常财政运转，依旧变本加厉地向百姓征缴：辽饷、练饷、剿饷，百姓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得造反。

崇祯13年，李自成卷土重来，从湖北入河南，3个月就聚集了数万人，并打出了“不杀平民，只杀官”的旗号，一路高歌凯旋，很快就席卷了河南大部，并包围了洛阳，而明朝的各路藩王饱受皇家恩泽，此时却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当时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建议福王拿出一部分钱财补贴军饷，却遭到福王拒绝。

没有粮饷，守城明军无心作战，稍作抵抗即向农民军投降，城破，福王被杀，世子朱由崧逃脱，也就是后来的弘光帝，而李自成则用福王的财宝继续拉拢人心，扩充实力。 同是继续进取开封，而反观开封的周王则比福王强了不知道多少个level（级别），周王搬出全部财宝，犒赏守城军民，李自成久攻不下只能撤退，并且被守城士兵射中左眼，治愈无效从此失明。

撤退后的李自成再次开始了游击战术，攻城、平城、弃城。 所谓平城就是农民军每攻下一城，则拆毁城墙，这样即使明军夺回城池，在很短时间内也无法组织强有力的防御，这也体现出李自成此时的无奈，此时的农民军还不具备固守的能力，只能继续游击，一边劫掠城池，一边沿途收拢起义农民，壮大实力。

李自成部沿枣阳、随州南下，直奔承天，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恐承天祖陵有失，急率总兵贺人龙驰援承天，李自成听闻后立刻率军返回河南，傅宗龙则率兵在后紧追不舍，此时李自成屯兵项城，将精锐埋伏在密林之中，并派出一队人马假装移师汝宁，明军以为农民军败退，于是放松警惕，开始散入附近村落搜刮粮草，李自成突然发动进攻，明军大败，贺人龙逃跑，傅宗龙被俘后被杀害。

而项城一战则是李自成军事实力的转折点，此战之前。 李自成部主要是流民，即使是经过河南地区一系列战争，称得上精兵的也只有几千人而已，而经过项城一战，农民军不仅缴获了明军大量的甲胄武器，更收编了傅宗龙军队中的精锐士兵，李自成部开始走上正规化部队的道路。

项城之战不仅是李自成部的转折点，也反映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大环境：即疲于奔命，被农民军“灵活的走位”秀得团团转，只能投入更多的官军围剿，越围剿财政越吃紧，越吃紧越发变本加厉的压榨百姓，导致农民军越剿越多，越剿越强，最后形成了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