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总理痛心疾首地在国务会议上说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字字如铁，砸在了会议室的桌上、也砸在参会人员的心中，现场已是一片沉寂，这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乌龙事件，却真实地发生在我国的外交史上。 导致这场乌龙事件发生的，正是时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就在众人都以为他仕途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伟人毛主席的最后批示挽救了他。

周伯萍是何许人也？雅典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雅典事件在我国外交史上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周恩来总理称之为“周门不幸”呢？

周伯萍，曾为解放事业添砖加瓦的老战士。 周伯萍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当时我党我军为了培养先进的管理人才，在全国各地举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党政军干部的军事和地方管理能力，年仅18岁的周伯萍就是这样得到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扎根基层、走到群众中去，不断充实提升自己。

在干部训练班结业之后，周伯萍就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有他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到地方做民政长官。

1972年可以说是周伯萍的人生转折点，我国正式与希腊签署了建交条约，他则成为中央任命的首任驻希腊大使。

因为粗心，闹出了一场“外交乌龙”。 1973年5月7日，在外忙碌一天的周伯萍回到大使馆，馆外的车水马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今天的大使馆区这么多车来往，是不是有什么外交活动？”

周伯萍矗立在那里暗暗嘀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身旁的翻译立马回到大使馆询问，果然从值班人员手中找到了一封科威特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邀请函，此时距离招待会开始只剩十多分钟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此次科威特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自然要如期赴约，所以周伯萍十分仓促地动身赶往。

其实那封邀请函并不是科威特大使馆发出的，而是捷克大使馆，只是因为邀请人署名为“科威克”，而那名值班干事英语学得不到家，误把“科威克”翻译成了“科威特”。 因为时间紧迫，周伯萍和翻译官并没有认真地确认信函，便直接命令司机朝科威特大使馆赶去。

路程走到一半，周伯萍等人犯了难，因为他们几个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的具体位置，此时司机想了一个好主意：前面那些车肯定是朝着科威特大使馆方向走的，所以跟着车流和秩序警察的指引，肯定错不了。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跟着车流走，他们很快就到了一座大使馆，周伯萍下车之后便热情地和等待在门口的大使握手，全然没有发现使馆门口挂的是以色列国旗。

当时我们并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两国也尚未建交，所以周伯萍出访以色列大使馆，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不止一家报社的记者发出疑问：贵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是否发生了转变？不明所以的周伯萍以为这是记者的无端挑衅，冷冷地回应了几句后便再次和他认为的“科威特大使”握手畅谈，全然不顾身边记者和其他国家大使异样的眼光。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看到报道大发雷霆，身边的翻译官才如梦初醒地认错道：“大使，我犯下了不能原谅的错误！”

乌龙之后，周总理痛心疾首、伟人毛主席做出最后批示。 为了弥补这一过失，周伯萍提出了三项补救措施：①向阿拉伯国家和希腊政府说明情况，此次造访以色列大使馆，纯属工作失误，并不代表我国政策的改变；②在使馆内做出通报，敦促工作人员吸取教训；③向国内外交部递交报告，周伯萍本人做出深刻检讨。

待周伯萍向国内报告之后，第二天就接到了外交部要求他回国的通知。

5月15日晚，一架来自希腊的飞机稳稳停在了北京机场，周伯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此重大的外交事故，他理应承担责任。 就在周伯萍降落北京的同一时间，国务院召开了国务会议，身体欠佳的周总理主持会议时厉声措辞：“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错误，影响极坏”。

荒唐最终，周伯萍的检讨书和外交部的处分报告一并送到了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在深思熟虑之后提笔作出批示，他把“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错误，影响极坏”这句话涂掉，然后改成了“这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简单改了几个字，这起事件就变了性质。 之前那是一场政治层面的错误，周伯萍很大概率要被调离外交部，而经过主席的改动之后，希腊事件也变成了一起工作失误。 最终，周伯萍再次回到希腊，主持大使馆工作。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广阔胸襟，他是一个能够容忍错误、并且引导别人积极改错的伟大领袖，而周伯萍虽然做了一件“荒唐事”，引起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他自我检讨的工作态度、和努力将事件影响降到最低的工作能力值得每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