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已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一切思想、文化都必须符合对上帝智慧的崇拜。 对地理学来说，则必须承认《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之说，对一切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应以《圣经》为依据，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 当时的一位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完全放弃了关于地球是圆的宇宙观，遵从《圣经》教义，认为地球形状如房子一样的摩西的“圣柜”（moses'tabernacle）。

公元7-8世纪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遂之向外扩展。

公元10世纪的巴尔基根据阿拉伯人所收集到的气候资料，编成一本《世界气候图集》。 另一位学者马苏迪发现气候不仅受纬度变化的影响，也还受季风影响有东西方向上的变化。 14世纪的伊本·巴图塔，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曾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沿非洲东岸向南到过南纬10度处，发现赤道地区温度反而比北非要温和，打破过去人们认为赤道酷热人不能居住的推论。

在中国唐、宋时期，统一的王朝，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为管理需要，区域地理的地方志十分发达。 唐宪宗时的《元和群县志》，以全国十道所属州县为纲，分沿革、户口、四至八到、山川、贡赋、古迹等项。

郑和，为明内宫太监。 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的28年内奉命7次率船队下西洋，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印尼直到印度洋的非洲东岸的37个国家。 其所率领的船队共有船一两百艘，随员多达27000多人。 他们所到之处，主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显示了明王朝的国威浩大、中华的富裕繁荣。 同时，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臣来华朝贺，开展朝贡贸易。 但是，船队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所带的馈赠珍品已成为明王朝盛时经济的重大负担，使国库难以支持，不得不停止再下西洋。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地理学，由于基督教思想束缚，处于衰落中。 阿拉伯人的兴起，使希腊、罗马的地理成就与思想得到继承与发展。 而中国尽管唐朝有疆域的扩展，宋朝有经济的繁荣，明朝的海船访问了非洲，但是农业经济的内向，使地理学发展重于域内，区域地理的地方志达到新的高峰。 可见，地理学的发展既在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动力推动，亦受其地理环境的条件所引起的人文因素所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