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38年10月25日，中国湖北的武汉市沦陷。 沦陷区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湖南长沙，使当时人口30多万的长沙市骤增至50多万人。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 9日至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于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能否守住长沙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宁可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从中获得任何物资：“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望事前妥密准备”。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后，即在11月10日的会议中传达了上峰的作战思想，并着手组织纵火队伍，计划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全城就开始放火，并指定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 根据当时拟定的焚城计划，放火前应先发布日军轰城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放火时，要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 放火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亲自掌握。 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入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 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

11月12日，即岳阳弃守的第三天，日寇先头部队已抵汩罗江北。 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敌人已到新河（距长沙仅10多里），有的说敌艇已距新河不远等等。 逃难的人流有如成群结队的蚂蚁，把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踩成无数的小道；被阻于水路的更是狼狈不堪，或忍痛抛箱弃物而逃，或失足落水、葬身鱼腹。

入夜，城里到处关门闭户，街上漆黑一团，偶然从门隙里透出一点点灯光，或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凄凉万分。

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全城戒严，行人绝迹，只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提油桶，或提着小火炉，或拿着其他放火器材，紧张地窜到街头巷尾，准备执行放火任务。

正在这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 紧接着天心阁和一些地方也迅速起火。 预先守候在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天心阁的火光，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 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热浪灼人，爆炸声阵阵，美丽的长沙古城变成一片火海。

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 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 即使有人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因此只能抱头乱窜逃命。 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踩死，有的被汽车轧死，有的被活活烧死。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躲进水缸避火，也双双被煮死；30多名某厂员工躲进防空洞，全部被烤焦……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一个悲惨世界。

这场恐怖而又无情的大火一直延烧了两天两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这一数额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 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

这场灾难中，被烧毁的政府机关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分或全部建筑。 被烧毁或大部分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 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 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万余元。 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 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 40家湘绣企业全部被毁。 此外，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当时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此次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 张治中去职。 实际上，他们成为了事件的替罪羊。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 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程度几近百分之百。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长沙的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 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 仅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但长沙还是被大火与战争变成了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