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美国印第安那州农业学院和机械学院两校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取名为普渡大学，这所学校在美国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学风却属上乘。

邓稼先来到普渡大学就读时，这所大学已经有72年的悠久历史了，算得上是一所历史底蕴深厚的学院。

普渡大学在华人心中的地位很高，有“清华认麻省，交大认普渡”的说法，相对而言，普渡大学的物理系则更加有名气一些，名师云集，在美国所有大学中物理系中，据说能够排进前十名。

邓稼先选择的专业，是当时物理学最新的学科原子核物理，而他选择了《氚核的光致蜕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结果。

19世纪30年代以来，基本粒子虽然还刚刚起步，但是原子核物理在二战以后却相当热门。 原子核这个微观世界奥妙无穷，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偶然发现了放射性，引起敏锐的科学家们的注意。

1932年，德维克发现了中子。

1938年哈恩发现了核裂变，后来经过居里夫妇、卢瑟福等先驱的辛勤开拓，及玻尔、海森堡等大师的再接再厉，人类终于在原子核物理的研发上迈开了一大步。

以爱因斯坦等人为首的一大批科学先驱致力于原子核物理的研究，这些崇高科学家们的本意是为地球寻找一种全新的能源，而绝对不是将它设计出来用于毁灭性的战争。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它们的爆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尾声，同时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中涂上了不可磨灭的恐惧。

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如此惨烈的后果，科学家们发现他们的新发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

然而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当局在事后却洋洋得意地说道：“核试验的音响效果，就是我们的外交辞令。 ”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狂妄姿态！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各国都生存在美国的核武器威胁之下，所以各国都在秘密研发核武器，使得原子核和基本粒子成为当时科学家们争相探索的领域之一，而如何和平的开发和使用核能源也是人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邓稼先之所以会选择原子核物理这个学科，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专业，日后不管是研制核武器还是研究核能源的和平使用，都将用到这个专业的知识。 另一方面，邓稼先的这个选择应该还与杨振宁的意见有关系，当时杨振宁正在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费米教授指导下做研究，作为先行者，他在专业上给了邓稼先许多珍贵的建议和帮助，使邓稼先终身受益。

邓稼先求学的普渡大学在世界上虽然声名并不显赫，但物理系的实力还是公认的：他的导师虽然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但功底非常扎实，并且富有指导研究生的经验。

邓稼先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科技水平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个事实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在西南联大打下了坚实基础的邓稼先，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了新的学习。 他意识到，自己学习的动力已经远不像上中学、上大学时那样单一了。

那时学习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爱好，现在的邓稼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原子科学的源流以及它无限广阔的未来，令人神往。

更何况，邓稼先心中，还装着喷薄欲出的新中国，他要为她的科学事业、为她的强盛而练就过硬的本领。 过去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潇洒气派减了一些，增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奋。

邓稼先还记得，他上大学时，曾给同学们讲过老一辈科学家吴有训、赵忠尧等人的故事。 他们在国外参加过第一流的研究，学到了最新的知识，回国后为我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做了重要的工作以此鞭策自己。 是的，前辈的榜样，往往是后来者人生的路标。

外憨内秀的邓稼先，以本科生的学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寒窗苦读。

刚开始时，没有奖学金，邓稼先的生活很拮据，他一顿饭只能吃几个面包，一点香肠，都是一些最简单的伙食。 上初中的时候一顿饭能够吃下80个饺子的高个子壮汉现在必须要学会有计划节省的吃饭。

邓稼先吃饭不能按饭量吃，只能按仅有的钱吃，这顿饭吃的是面包，隔几天再吃一点肉，再隔一阵子吃一点鱼，有时候实在没钱了，就只能忍上一顿饭不吃，经常半饥半饱。

好在邓稼先有个至交好友杨振宁，他在美国读书很认真，不但学习成绩好，获得奖学金，而且还能够将钱省下来补贴家用，甚至于还经常救济邓稼先。

宝剑锋从磨项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屡遇困境、经受了磨难，才使邓稼先这样一个生于世代书香门第、长于博爱家庭的人，不仅具有纯朴忠厚之柔，而且具有顽强坚毅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