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它的标志是这一年的12月2日，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足球场开始运行，其中发生着自动持续的裂变反应。

1945年，美国试验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梯恩梯的威力。

1952年11月1日，地球上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力，则相当于1000万吨梯恩梯！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又研制出了中子弹，它根据中子裂变的原理制成，破坏物质的能力有限，但能使生物死亡。

1978年和1981年，美国总统先后下令推迟和恢复生产中子弹。

中子弹是一种中子流大量增加的武器，高能中子的穿透能力非常的强，大于伽马射线。 实际上有人把中子弹看成是一种微型氢弹，其裂变作用和聚变爆炸都产生中子。

中子弹的“瞬发”辐射作用是主要的，即中子流加上伽马射线是主要的，比一般炸弹高出十倍。 冲击波的作用虽然仍旧有效，但比较次要。

中子弹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产生辐射也很少，因此它比较干净。 中子弹能在对物质破坏力较弱的情况下保持对生物的杀伤力。

如果作形象的比喻，可以想象成一大群坦克车和装甲车被中子弹袭击后，车子仍然完好无损，而车内所有的活人都被消灭了。 这就是中子弹最特别的地方。 因此，中子弹被誉为是一种防御进犯敌人的最理想的武器。

两弹元勋邓稼先作为一个核武器专家，十分清楚核武器在世界政治局势中的威慑作用。 两个超级大国已拥有五万多个核弹头，并且花大功夫提高弹头质量。

我们要打破核垄断，也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研制新的核武器。

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在不断发展，我们的事业也应该创新。 这意味着，邓稼先他们的工作更为艰巨了。 原子弹氢弹成功后，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面临新的突破，研制新的、实践性能更好的氢弹。

在这个我国核武器事业关键的时期，邓稼先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实战性能更好的理论方案提出时，由于技术难度比较大，不仅领导层有人犹豫，使用单位也不理解。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 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接受放射性剂量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一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料。 第一次加工试验时，邓稼先和少数几位同志在帐篷里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不料这种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这样，原来的防护措施就显然不够了，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了超出允许剂量数百倍的辐射！

兴奋中，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们仿佛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受到的危害，泰然自若地工作着。

邓稼先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又掌握着一定的行政和科研决定权，但在科学问题上，他格守人人平等原则。 在有关氢弹实战化的问题上，他曾和一位下属发生了分歧。 邓稼先自己和有的上级领导都认为，从小型氢弹到实战用氢弹，可以减掉两次热试验。

从事具体理论研制的同志则认为，这样做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那是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撞大运。 为了使氢弹研制的整个过程具有稳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热试验多次也不能减。

他们争论了整个晚上，最后，邓稼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并主动承担起说服那位上级领导的责任。

一次热核试验装置的理论方案基本确定后，主管理论方案的于敏为了确保成效，又提出需要修改。 邓稼先明白，这样做的话，他就要重新下达紧急的加工任务。 但是，他毅然同意了于敏的意见。 回忆起这件往事时，于敏感叹邓稼先是那样尊重科学，是那样胸怀博大。

如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拥有的一枚枚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远程导弹比着飞驰的神箭的话，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给这些神箭制造和安上多种箭头的人。

具有权威性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写道；“核武器可用导弹、火箭、火炮等发射、或飞机投掷。 最重要的核武器是弹道导弹的核弹头。 ”

为了使新的研究尽快突破，主管理论设计的同志提出，可以把原定的三次国家试验改为两次，取消中间的一次研究性试验。 经过讨论，根据科学理论，邓稼先同意了。

这一改，使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对理论和实际的要求也提高了，成功的把握减少了三分之一。 邓稼先作为主要决策人，责任大，风险大。 但是，邓稼先一点也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万一失败了，别人会怎么看他。

两弹元勋邓稼先只考虑到这一改，可以提前使我国核武器事业达到新的水准，可以为国家节约几千万元的资金，可以及早用更好的产品装备部队。 他心里索绕的，只是怎样争取时间和在原理上突破。

为了这些，邓稼先简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 如果说自从踏上秘密历程，邓稼先就像参加了场马拉松赛，那么，最后这一段，他是在用平生最大的力量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