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一片战火，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祖国的土地上肆虐，而远在大后方的昆明也不见得有多么安全，那个时候，邓稼先他们大学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跑警报”， 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不但在沦陷区鱼肉百姓，还经常出动飞机空袭中国后方的和平居民。

昆明是日机频繁骚扰的地方之一，西南联大也在劫难逃。 但是，师生们在炮火下，也顽强地遵守教学和学习的天职。

邓稼先永远也忘不了那紧张艰苦的岁月。 空袭警报一发出，大家就往危险较小的郊外跑，一跑便是大半天。 同学们纷纷带着书，带着外文字典或卡片，躲在郊外的防空壕里也不忘记用功。

学校为了弥补白天跑警报的损失，便把上课时间安排在一早一晚。 晚上没有电灯，就秉烛教学。

不多的实验仪器、器材来之不易，学校便把这些宝贝放在城郊二三十公里外，用时去取，做完一批实验再去调换仪器。 做另一批实验，现用的仪器则放进大汽油桶，不用时藏在地下。

不知多少次，在郊外的防空壕里，邓稼先看见如蝗虫般的日本飞机压向昆明上空盘旋，然后扔下罪恶的炸弹。 在阵阵摧肝裂胆的爆炸声中，有多少手无寸铁的百姓死伤？又有多少人失去这挡风蔽雨的栖身之地？

甚至有好几次，西南联大的校舍也被炸塌了，弹痕累累，废墟处处。 春城在流血受难，祖国在流血受难，邓稼先的心也在流血受难！

抗战后期，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助战。 1943年底，昆明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空战，被人们称为“飞虎队”的美军志愿队击落了二十余架日机，昆明抗战取得了局部性的辉煌胜利。

从此日本人不敢白天来了，改为夜间骚扰，后来夜袭的日机也被飞虎队陆续击落，日军才放弃了对祖国大后方的骚扰。 昆明的天空和土地，终于得以安宁。

空中危机解决了，很快生活在大后方的人们又面临着新的困苦，抗战后期，物价猛涨，眼睁睁地看着物价一天天上涨，本来就有“难民大学”之称的西南联大，师生们更是度日维艰。 原本学生们还吃着掺有泥、砂、稗甚至老鼠屎的“八宝饭”，这种日子算是艰苦，但是现在他们却连“八宝饭“也吃不饱了。

邓稼先虽然有姐姐邓仲先和姐夫郑华炽教授的资助，但在全城贫困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

曾经有人计算过，1942年，大学教授860元的月收入，只相当于战前的23.7元。 等到了1943年12月，就只相当于战前的9.6元了。

为了维持生计，很多教授不得不想办法自力更生，一些教授利用课余时间摆起了地摊，变卖家中略为值钱的衣物。 著名的闻一多教授则干脆挂牌治印，以补家用。 穷苦交加之中，病魔也不甘寂寞的插上一脚，给原本就生活苦难的人们又增添了许多麻烦。

在昆明的几年中，邓稼先和姐夫郑华炽教授就先后得过伤寒，发高烧至40度，情况十分危险，曾经几次吓得姐姐脸色苍白。 而姐姐在昆明也曾经得过疟疾。

生活环境越是艰难困苦，就越是能够锻炼人的意志。 邓稼先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日子中磨练了意志，坚定了信念，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邓稼先都能坚忍不拔地走下去，直至胜利。

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邓稼先日益成熟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教育。 民族的兴亡，国家的荣辱，它使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使人懂得，为了民族的强盛，为了世界的安宁，牺牲个人利益是高尚的、是值得的。

邓稼先铭记着父亲的叮咛：“科学能救中国”。 炮火和贫病更使他坚信父亲的话。 联大浓厚的学习空气使他如鱼得水，学业日益精进。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名师授课，自己又十分用功，邓稼先的功课越来越好，他不仅基础课学得很扎实，对其它方面的知识也都有兴趣。

苦读之余．邓稼先有个爱好，就是听故事和讲故事。 兵荒马乱的年代，不仅物质条件极差，精神生活也十分贫乏。 最方便、最经济的消遣就是听故事。

邓稼先特别喜欢听科学家的故事，如数学家阿贝尔、科学家居里夫人等。 还有那些外国名著，当时很难借到这些书，他就拉着同学来讲故事。 譬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夏洛特的《简·爱》，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这些把年轻的邓稼先引到了一个个各具风采的世界，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

邓稼先也给学友们讲故事。 他讲的大多是中外科学家的故事。 但同学们最喜欢听的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普及，中国科学家也鲜为国人所知。 他们的事迹，连学理工科的大学生有的还不甚了解。 但是，生活在学者家庭的邓稼先，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许多科学家的事迹。

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早年留学德国，20世纪30年代就在原子物理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国际上首先测定苯分子两条光谱的强度比的学者。 因而，他有许多这方面的故事。

这些故事，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与自己朝夕相见的教授，也鼓舞了这些初入科学殿堂的莘莘学子，使他们增强了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凭添了学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