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走了，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首的中国原子弹研究小组在苏联专家身上没有学到任何一点有用的东西。

苏联意图称霸世界，对红色苏维埃政权大加干涉，甚至意图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拒绝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的要在中国领海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在中国领土上设立“卡波电台”的要求。

苏方恼羞成怒，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撤走所有在中国的援助专家，赫鲁晓夫说：“毛泽东不参加我们的核保护伞，我就让他和他的人民连裤子都没得穿。 ”

苏联的原子弹研究专家临走前还趾高气扬地说：“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想要研究原子弹，给他20年时间都搞不出来。 ”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毛泽东冷静地说道：“好呀，走了也好，赫鲁晓夫不给我们最顶尖的技术，那我们就自己搞。 他不给还是一件好事呢，要是真的给我们了，这笔账只怕还算不清楚呢。 ”

“我们中国人一向不怕邪，他们说我们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我还就偏偏不信了，拿出我们的志气来，早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让他们吃惊去吧！”

1959年6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月，为了记录这个令人悲愤的岁月，中央将原子弹研究的代号定名为“596工程”。

“596工程”，意为我们要从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之时起，走上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之路。

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定了，现在靠你们去执行。 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两弹元勋钱三强又一次亲自召见了邓稼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

从今天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就由你主管，让你领导你的理论研究室承担这项工作，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向组织说明，能帮你的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邓稼先，这个昨天的原子弹仿制者，今天，被历史摆到了原子弹理论设计者的位置。

而且，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出发。 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他们一边请高级专家讲课，一面确定理论攻关方向，组织小组协同攻关。

邓稼先对同事们说：

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 但是，我们的工作，能振我国威，振我军威！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一切都依靠自己的力量，邓稼先勇挑重担值得我们学习。 这是实践、创新、提高的过程，我们都要具备越是困难越向前的精神，这样事业就能成功。

要想制造原子弹，理论设计是关键，就像抓蛇一样，只要扼住蛇的七寸，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设计的原子弹的七寸在哪里，图纸要怎么拿出来呢？

唯有先读书，摸清楚现阶段能够掌握的各种原子能原理。 而邓稼先身边的那些姑娘小伙子们，都是各大学新毕业的尖子生，但他们大多不是学原子核物理的。

邓稼先帮助他们从基本的东西学起，原子核、质子、中子……他们在日夜攻读。 他们的攻读书籍主要是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泽尔多维奇的《爆震原理》和库朗特的《超音速流于冲击波》。

当时的条件极差，这些书并不是人手一本，库朗特的《超音速流于冲击波》一书原本是英文的，当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本钱三强教授带回来的俄文版本，它简直成了稀世之宝，找遍了北京的图书馆没有第二本。

两弹元勋邓稼先带着大家，围着长条桌集体阅读，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人念，大家翻译，读一章，译一章，连夜译连夜刻蜡纸、油印。

从秋读至冬，夜里回到住处，炉子往往早已熄灭，只能钻进冰冷的被窝。

邓稼先为了搞清一个问题，常常彻夜不眠，早上用冷水冲冲头，便匆匆开始讲解，有时备课至凌晨，往办公桌上面铺两张报纸，枕两本书，凑合眯一觉，又开始了紧张的一天。

千钧重担压到肩上之后，邓稼先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稼先本来是一个生性活泼开朗的人。 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生活给他以强烈的爱国、民主教育。

邓稼先在政治上算是早熟的，对人世间的各种关系也有了解，但还是以他纯洁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在留美同学中获得了一个“大小孩”的绰号。 这并不是因为那几位同学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力，而邓稼先他自己的个性随时随地没有遮拦地流溢出来了。

到核工业部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时说话明显减少了。 家里原来在晚间有的那种欢乐的气氛渐渐地淡下去。 朋友和亲戚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话更少了。

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也不能说。 除了一大块业务工作领地被圈起来之外，还有很多似乎不相干的事情也被圈起来。

这就将邓稼先他们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划到了最小的限度。 这对邓稼先看重友情和活泼开朗的性格来讲，也是一种严厉的约束。

但是，邓稼先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纪律的需要，他任凭这种工作纪律的严格要求来管住自己的个性，听任自己的性格朝着他所不喜欢的孤独沉闷的方向变化。

有一次，他满脑袋都是书里的东西，骑车回家，摔进了路边的水沟。 迷迷瞪瞪地又折回办公室，姑娘小伙子们见“头儿”这般狼狈，赶紧跨上自行车，簇拥着护送他回去。

邓稼先那时的大脑，可真是超载运行，但是，他不肯松弛一下，他说：“大脑的饥饿比肚子的饥饿更难受。 ”他宁肯让大脑疲劳，也不愿让它饥饿。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他午夜才回家。 宿舍的大门早已关上，幸亏有小伙子们“护送”，他们托起他翻过铁丝网，再把自行车举起来，递进去。

晚上回到家里，邓稼先也是沉默寡言，妻子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 夜晚，邓稼先躺在床上，看上去是闭眼在睡觉了，但许鹿希知道他并没有睡着。 他的身体躺在平软的床上，脑于里却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黑茫茫的境界中摸索。

有时晚上在家里谈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不禁开怀大笑，但有好几次笑声突然中断，工作中的问题把放松的心情给挤到一边去了。

妻子感觉他的脑子似乎分成两半在同时活动，有时候这方面占上风，突然另一方面又占了上风。

真正考虑科研的那一条思路是水远在工作着的。 放松下来的不过是短暂一瞬间。

但是，着急的许鹿希帮不了他的忙，唯有以自己多多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务来使他少在别的地方费神。

其实许鹿希本身的教学科研任务就很重，对此，她缄口不言。

正当邓稼先领着一批年轻人艰苦卓绝地探索原子弹的奥秘时，多灾多难的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核工业部的许多同志们陷入了生活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