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险恶环境决定了新中国要想继续生存下来也必须积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个计划被当成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密最迫切的发展任务。

新中国刚刚在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不用说没有核武器，我们当时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也是十分落后的。

一向有儒帅雅称的聂荣臻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他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 而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 帝国主义敢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 ”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研究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问题，钱三强和李四光等人汇报了当时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铀矿资源以及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我国发展核科学技术的条件等问题。

毛泽东坚定地说：

我们还是要拥有原子弹，我们也必须要拥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落后就要受欺负，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自1840年英国军舰打开了广州大门之后，这条真理就被中国人民深深地刻在心上了。 但我国军事工业的落后状态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1954年，聂荣臻去了国民党时代中国军工基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虽然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一些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自己生产。

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工业和科研都有了新的发展，中央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聂荣臻亲自挂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制定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原子能的和平使用列为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

1958年成立了专门组织领导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核工业创建之初，我国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即“10?15协议”。 在协议上明确写着，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这样中国方面就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已经争取到苏联的科技援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计划呢？选谁来和苏联专家打交道，以便把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学过来、拿到手呢？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因为这是研究原子弹，肯定是一项秘密性的工作，所以负责任必须要求政治条件好、觉悟高、品德好、组织观念强。

而这次的任务是和苏联专家交往，所以负责人又必须要懂俄文，以便交流，好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东西。

再者，这是从外国专家手里学知识，负责任为人处事必须要灵活乖巧一些，而且本身名气不能太大，不能一身傲气，要容易与苏联专家相处，最好是在外国留过学的，知道怎么与洋人交往。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个负责人还必须是核物理专业的，必须专业对口并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否则的话牛头不对马嘴，你说派一个学古文的去和人家研究原子能，他能听懂说的是什么吗？

所以，这个人选的要求极度苛刻又自相矛盾，中科院的主要负责人的脑筋紧张地转动着，开始对可能担当重任的科学家进行扫描。

像一双高空雄鹰的锐眼，领导人在许许多多他们所熟悉的科学家身上扫来扫去，反复比较、掂量、推敲着每一个视线中的人物，分析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最终，钱三强的目光停留在了邓稼先的身上。

邓稼先是共产党员，毫无疑问，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极强。 他在美国留学过，使用外语交流完全不成问题。 邓稼先当时在中科院工作，且为人低调，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到他，名气不大。

最重要的，邓稼先本身就是原子核物理专业，且为人诚恳，坚持不懈，更有一股革命主义精神，愿意为了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于生命。 除此之外，邓稼先还有一个年龄上的巨大优势，比起中科院中的其他同仁，邓稼先当时才30岁出头，即便是过个七八年的，他也才40来岁。

当时，美国研究原子弹花了七年多时间，苏联用了四年多，而他们都是在军事经济都十分强大的条件下进行的。

反观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力量都落后于西方，万一这项工作需要进行个七八年的，处于战略上的考虑，让邓稼先这样的年轻人来负责这项工作相对而言就稳妥的多。

世有千里马，唯伯乐能识。 正是有了钱三强这位伯乐，才让邓稼先这匹千里马从此奔腾在了祖国西疆千里戈壁上，才让他的名字与中国国防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