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当时的邓稼先，还只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大一新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这么多踔厉风发的教授，这么多侠肝义胆的志士，这么多热血沸腾的青年！全中国最有才华的人，是不是都集中到了这祖国西南一隅？

昆明，你是谁的沃土，你又是谁的福地？

但归根结底，最让邓稼先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已是大三学生的杨振宁对自己在物理和数学方面的点拨与开解。 其实，这种帮助在北平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时就已开始了，在高他两届的杨振宁的帮助下，邓稼先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并让他对物理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在崇德中学，这种指导只有一年，但这太重要了。 动手能力不是很强的杨振宁，在理论方面却无人可敌，他独到的见解、简捷的逻辑思维、生动的解说，让邓稼先大开眼界，时时豁然开朗。

在邓稼先的回忆中，杨振宁对他的帮助绝不仅仅是学业上的，促成两人关系飞速发展的，还有杨振宁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让邓稼先的回忆中充满了别样的温暖。 跟其他任何中学一样，即使是在校风极其严谨的英国教会所办的崇德中学，也经常有一些纨绔子弟不专注学习，每日里游手好闲欺负弱小。 那时的邓稼先性格温和，只知道学习，看起来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并拥有一个绝不英雄的绰号“邓老憨”，因而成为众多纨绔们戏弄欺侮的首选对象，他们时不时地要邓稼先把作业借给他们抄，邓稼先不肯借，就会挨他们的拳头；借了，就一定会把他的作业本弄得狼藉一片。 是借，还是不借？

关键时刻，绰号“杨大头”的杨振宁果断出手了，由于他属于高两级的师兄级人物，那个时候自然显得人高马大，低年级的纨绔们望而生畏，邓稼先的学习从此不再被干扰。

在美国，两个人主攻的专业都是理论核物理，虽然一个已经在芝加哥工作，一个尚在印第安纳州求学，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两个人时常聚在一起。 对邓稼先来说，留学生涯几乎所有的外出，都是到芝加哥的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杨振宁那时已是这里的博士后研究员。 两人的多次交谈，对邓稼先能够提前并优质完成博士论文帮助良多。

杨振宁能够在西南联大比邓稼先高三个年级，是因为他除了原本在初中时就是邓稼先的上两级学长外，他还是从高二年级跳过高三阶段，直接考入西南联大，结果两人的学阶拉大到三年。

1971年中美关系艰难地、试探性地解冻之后，已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的杨振宁多次回国，他每次回国，和邓稼先的会晤是不可或缺的项目之一。 杨振宁将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进度，一股脑儿统统告诉了邓稼先，并且总在关键时候提醒邓稼先：别人在哪个地方已经碰钉子了，你们就不要这么做了。

邓稼先为此感激不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方向。

1986年邓稼先病重，杨振宁曾在5月30日与6月13日两次来华探望邓稼先，邓稼先看到杨振宁总是很开心，浑然忘却了疼痛。

杨振宁临别时曾送给邓稼先一束鲜花，就放在邓稼先病床的窗台上，邓稼先很喜欢这束花，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他曾经很平静地对妻子说道：“外国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摆放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快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