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宁县有一个美丽小山庄，名叫白麟坂，白麟坂被龙山、龟山、白麟山和凤水环卫，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千百年来，孕育出了无数杰出的英雄人物。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生于安徽怀宁白麟坂的铁砚山房。

这所大院为什么要叫铁砚山房呢？说起来，这其中还有段故事呢！

相传，邓稼先的先祖并非居住在安徽，而是世居江西省鄱阳县的一处农村中。

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江西等长江南北各个省份久经战乱。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将江西、湖北、湖南等七个省份的人口，整批地向安徽迁移。 邓家先由邓君瑞率领，由江西来到安徽省怀宁县定居下来。

这样，传到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建立宅第。 邓石如自号完白山人，是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清朝两湖总督毕秋帆层赠他一方四方铁砚，遂以此为自己的书斋之名。

清朝时的铁砚山房全部是南方木结构房屋。 院落中除有池塘果树之外，更有捐翠楼、长寿神清之居等亭台楼阁。

室内的家具古色古香，高墙上挂有名家字画，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浸透其间。 所以邓石如曾自刻石印为“家在四灵山水间”。

邓家几代都生活在这里，沐浴着世代书香。

邓稼先的祖父叫邓艺孙，1912年曾任过安徽教育司长，在安徽教育界是颇有名气的人物。

到了邓稼先父亲那一辈，正逢清朝末年、民国之初，许多有识之士都西赴欧洲、东渡日本寻求复兴中华民族的真理和知识。

邓稼先的父亲叫邓以蛰，少年时代，在老家受邓艺孙先生的严格家教，苦读诗文，工画山水。

1907年，邓以蛰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以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大学到研究院共学习五年。 他从美国归来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以蛰在《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见解。 1928年著有《艺术家的难关》一书，由北京古城书社出版。

1933年至1934年，邓以蛰又出访西欧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法、德等六国。 归国后出版了《西班牙游记》，进一步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

邓稼先的二伯邓仲纯、叔叔邓季宣也分别留学日本和法国。 邓稼先的母亲叫王淑蠲，是一位温顺善良的妇女。

邓稼先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上面有有比他大10岁的大姐邓仲先和比他大8岁的二姐邓茂先，下面还有小他6岁的弟弟邓携先。

朱高集上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 稼，就是在田野的秀实之禾。 父亲为这个孩子取名稼先，可见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多大的厚望。

说来也巧，邓稼先以后的性格竟然和这个名字意外地巧合。

邓稼先出生在书香世家，却与钟灵地秀的铁砚山房无缘，在他尚在裙褓中的时候，就随母亲举家迁往北平，即北京。

作为北大教授的父亲已租好了寓所，即北京紫禁城附近的北大街的一座四合院。 后来，他们的家又搬到西单的丰盛胡同。 在北京，邓稼先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时代。

这是一座大门朝西的四合院平房，剥落的漆柱表明这里不是权贵之家。 房子本身并不考究，但是院子宽敞。

前院有一棵古老的龙爪槐，它给院里带来安静与闲逸的气氛。 后院还有一棵丁香树。 槐树下的阴凉和丁香树旁边的静雅，对年幼的邓稼先有很大的魁力。

邓稼先小时候格外喜欢丁香。 每到夏天，树上挂着淡紫色的丁香花，清香宜人，虽不如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但与邓家的生活格调相谐成趣。 几十年后，邓稼先仍喜欢到颐和园后山上那一条长有许多丁香花的小径上走一走。

前院南房三间没有隔断，显得很宽敞，它是家里的客厅。 后院正中的北屋，便是父亲的书房。 由于先祖邓石如留下的名人传世之品甚多，书房和客厅里挂的字画是经常更换的。

唯有正堂上方的匾额一直没有换过，那是“松风水月”四个大字，据传为明末崇帧皇帝的御笔，然而之所以长久悬挂着它，原因却并非于此，而是因为“松风水月”这四个字恰与邓以蛰教授的性情相吻合。

邓以蛰教授虽然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但是轻于功名利禄，一生都去追求松风水月所代表的恬淡自适的境界。

邓稼先5岁的时候，父亲便开始教他念书，以后，又送他到一位私塾教师那里，继续接受初步的传统文化教育。 ※书香门第的家庭必然给邓稼先创造了求知的好环境。 无论环境好坏，学好知识主观因素是主要的。 打好学习的基础，将来必然有所作为。

不久，父亲又送邓稼先在离家很近的北平西城武定侯胡同小学读一年级。 新式小学开设的功课有国文、算术、手工、常识等。

但是，放学以后，邓稼先还要在父亲的书房中站在比他高得多的大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和《尔雅》等古书。

一天黄昏，书房内内又传来了一阵稚嫩的诵读声：“关关雅鸠，在河之洲……”

“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恰巧，这个时候邓以蛰的挚友张奚若教授来访，正碰上邓稼先穿着一件齐地长袍站在那里背书。

等到邓稼先背完学过的诗后，父亲邓以蛰温和地说：“好了，稼儿，去玩吧。 ”

邓稼先马上蹦蹦跳跳地出了门，到院里找家里的车夫下棋去了。

张奚若觉得奇怪，便顺口问道：“叔存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民国二十年了呀！你怎么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

张奚若是学政治的，思想紧跟时代进步的潮流，遇事必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态度。 现在都1931年了，自己这位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好友居然让孩子背诵《诗经》《尔雅》，他立即觉得有些茫然。

邓以蛰笑笑说：“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小孩子应该知道一点。 ”

原来，邓以蛰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西兼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当数典忘祖，应该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

作为一个现代人，不能画地为牢，必须从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智慧宝库中吸取营养。 他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为此，小小年纪的邓稼先不但要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读外国的文学名著。 在上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名家写的小说。

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又让邓稼先和别人家的孩子跟从王老先生学习国文。 父亲对邓稼先的英文学习要求也很严格，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学习英文良好的基础。

而母亲则相反，她本来就是温顺善良的人，一天到晚都在为孩子们生活操心，从来就不对孩子们加以严厉的约束。

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理念却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父母从不像旧式家长那样威严不近人情，把孩子当成小大人。

对待孩子，他们一般都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在他们完成功课后，使其尽情娱乐玩耍，让儿童的天性自由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