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下台以前曾经应邀访问美国，并且作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

其中有个美国记者这样问道：“赫鲁晓夫先生，你的演讲很精彩，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我觉得你不是在作演讲，而是一只天鹅在歌唱呀。 ”

“是吗？我的演讲真的有这么好，真的像是天鹅在唱歌吗？”赫鲁晓夫骄傲的昂起了头颅。

“请问，是你在作演讲，还是你的原子弹在演讲呢？是你在唱歌还是你的氢弹在唱歌呢？”记者幽默风趣地说。

“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演讲，我的原子弹和氢弹在为我伴奏。 ”赫鲁晓夫毫不客气地说。

赫鲁晓夫的语气是多么的狂妄，但是他却是以自己强大的实力为后盾的。

赫鲁晓夫的话简明扼要的道明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原子弹要有，氢弹同样也需要。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上交中央专委后，聂荣臻立即让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研制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代号“639”。

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中国的原于弹理论总体设计工作实际不到四年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从开始探索到拿出方案，他们攻关之神速使懂得其中奥秘的人瞠目结舌。 以如此飞快的速度马不停蹄地驰行在重重难关的尖端科学之路上。

在科学发达的美国也没有这种连续作战，他们的原子弹、氢弹、直至后来的中子弹都是不同的科学家在那里搞研究。 而在我国却是同一批人在连续攻关。

氢弹，又叫热核弹。 有了原子弹，如果你以为只要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能制造氢弹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从原理上说，原子弹是利用重原子一连串一分为二的裂变所释放的能量造成的大威力武器。 氢弹则是利用许多轻原子核在高温下合二为一的聚变所释放的能量而产生的更大威力的武器。

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也就是说一个是打碎而一个是合并，所以制造原子弹和制造氢弹是根本不同的。

氢弹爆炸时所需要的高温，必须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在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所产生的高温，能够使氖核聚变成一个核。

所以点燃氢弹要用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来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氢弹的威力远远超出原子弹，一枚氢弹足以摧毁一座城市。

两弹元勋邓稼先知道，氢弹原理的探索和理论设计，仍然是整个工程迅速突破的关键。 研制氢弹，无论是理论设计还是制造技术，又都比原子弹更难，也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去探索。

1964年5月至1965年5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的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邓稼先他们又一次发挥群策群力的威力，和原子弹攻关时一样，无论是老科学家，还是青年知识分子，人人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意见，大家来讨论、选择。

那时，人们心情舒畅，饥饿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国家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原子弹也成功了。

大伙儿信心十足，斗志昂扬，这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队伍，已经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精神风貌。

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又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真是群策群力、七嘴八舌，绞尽脑汁。

他们想出来各种点子、奇招和谁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办法。 把这比喻成在茫茫大海中捞几根绣花针，那是一点不为过的。

在许多个24小时连轴转之后，从这些聪明的大脑中产生的许多设想和方案中，邓稼先归纳出三个方案。 接着，兵分三路，由三位副主任带领，使用当时中国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计算机，计算每个方案。

1965年夏天，于敏副主任带一个小组去上海。 位于上海郊区嘉定的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所有一台大型计算机。

虽然它那每秒五万次的运算能力对氢弹来说还有些不够，但这已经是我国最大的计算机了！

于敏他们巧妙地把问题分解开来，一个一个地解决，苦战了两个月。 在于敏的指导下，几个青年科技学者终于见到了一束智慧之光。

这束光如此巧妙闪烁，好似仙女不断眨动着的亮亮的眼睛，指点着可能通向研制氢弹的捷径。

有苗头了！于敏立即拨了个长途电话，把喜讯告诉邓稼先。 对于邓稼先来说，这是一个使人心跳加快的消息。

第二天，邓稼先带了一帮人从北京飞往上海，一到上海，没顾上休息，邓稼先和于敏带着他们的助手在计算所就开始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 大家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结果，讨论有关技术问题，各个环节都得出了较可靠的数字，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

后来，外国人把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方案叫作“邓——于理论设计方案。 ”

秋天的上海，雨后己带有一丝凉意。 有一天，邓稼先和于敏等人走在河边的马路上，四周草润花香，比起干旱缺氧的西北高原，这是一处幽雅宜人的所在。 因为有喜事在心，他们格外感觉到江南的秀美。

每圆满解决一个问题，攻克一个堡垒后，理论部的同志们都有个老“节目”——由工资高的人请客。

江南金秋，菊黄蟹肥。 大伙儿哼着《沙家浜》走上街头。 于敏提醒道：“今天我不掏腰包了。 ”

年轻人会意地转移目标：“哦，老邓请客！”

两弹元勋邓稼先笑了，并不推辞。 请客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法，把喜悦发泻出去一部分，人们才能保持平衡。 晚上，他们美美地在馆子里吃了一顿螃蟹。

他们吃得那么香，那么美，许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邓稼先他们带着丰硕的成果从上海归来，他们找到了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又经过反复讨论，终于确定了一种研制氢弹的新理论方案。 取得了氢弹设计中最关键性的突破。

邓稼先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65年冬，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最后阶段。

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途径，他还经常亲自进计算机房，晚上或在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小息片刻，或干脆彻底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突击。

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方案终于形成了，为上级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把这个方案向二机部领导报告了，刘西尧副部长批准了他们研制氢弹的方案。

1966年5月，第一次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按此理论方案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胜利在望，成功在即。 整个核试验基地就像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大家都动起来了。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为国增光，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第一颗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