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的一天，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学校为钱学森安排了隆重的演讲会。 到场的嘉宾包括美国国内著名的火箭飞行专家，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知名学者、同行，还有钱学森的同学、同事以及中国老乡，更为特殊的是，华盛顿五角大楼军界代表也来了。

这样热烈隆重的气氛，对钱学森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

那天，他作了《飞向太空》的演说，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此时的美国，还有许多人，并未因为钱学森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就不再歧视中国人。 还有许多人，就像当初钱学森初到美国时一样，耻笑着中国的落后。

埋头研究的钱学森偶尔也会忙里偷闲，趁着周末，开着自己的老爷车去市中心听音乐会；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 但是，在电影院里，他遇到了忍无可忍的事。

有一天晚上，朋友邀他一起去看电影，说道：“顺便放松一下你的神经，免得就知道研究研究再研究了。 ”

他们进场时，漆黑的电影院里已经坐满观众。 好不容易挤到自己的座位上，还没坐好，只见一个美国男人招手唤来领位的侍者耳语一番。 那个侍者随即走到他们面前，低声道：“对不起，先生，你可以换到那边的座位上吗？”

“为什么？”钱学森和他的朋友奇怪地问。

这个侍者赶紧解释原因，原来刚才那个招手的男人不愿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钱学森气得面红耳赤，心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愤然递过自己的电影票，要求退票。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晚上，他的一颗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心，再次疼痛。

好在那两年来了许多中国留学生。 1941年，来了几位利用美国减免庚子赔款补充中国留美学生教育费用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有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等人。 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 这批优秀留学生的到来使得钱学森兴奋异常。 从此，他终于摆脱形单影只的感觉，终于在中秋之时也能找到与他一起分享月饼之甜和思乡之苦的人了。 钱学森与这些同乡、同学相处很亲密、很快乐。 他们时常在一起吃晚饭，或者议论祖国的时局，分析世界的形势，或者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

后来也师从冯•卡门的郭永怀与钱学森相知最深，他也热衷于空气动力学和火箭飞行专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钱学森对郭永怀驾驭课题的能力十分赏识。 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在美国期间的科研合作上，也表现在钱学森回国之后，当有关方面向钱学森征询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选时，钱学森立即想到了郭永怀，毫不迟疑地推荐了他。

1943年冬天，周培源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与冯•卡门教授一起探讨湍流力学理论。 于是，周先生的家就成为了中国同学周末聚会、聚餐的场所。 每当聚餐时，钱学森便是师母的帮灶人，有时还要露一手，烧一两个中国菜，尚能受到好评。 他们边吃边谈论国家大事。 这些海外赤子虽然已经离开故土多年，但是那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依旧那样炽热。 他们亲身感受了西方文明，穿行过美国的1号公路，接触到了美国的火箭飞行等先进的科学技术。 于是，他们的头脑中开始探讨“西方与中国”、“中国怎样赶超西方”等诸多问题。

聚会时，钱学森最想听的，是同伴们讲祖国的点点滴滴。 此时，钱学森来美国已经十余年了。 这十余年来，祖国每发生一次大的事件，都牵动着他的心。 祖国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饱受着殖民之苦。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 因此，他无愧于祖国。 如今，日寇已经投降，祖国人民光复了自己的河山，太平洋已风平浪静，阻隔在他与祖国之间的战火已经平息，钱学森多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多想再回西子湖畔看下雨时那断桥的美丽！他的故乡，他的父母、亲友，与他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少年伙伴。 他恨不得马上能见到这一切。

现在，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美国航空喷气公司技术顾问、美国炮火研究所顾问的他，没有愧对父母对自己的企盼。

他看着天上的圆月，想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