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等人以为苏联专家很快就会到达，但是他们左等右等，等好了好几天，也不见人影。 好不容易把苏联专家盼望到了，可是苏联专家却是十分挑剔。

苏联专家东看看，西瞅瞅，说楼房不够高，应该如何如何。 于是大家赶快动手，一切按专家提出的要求办，盖起了两层楼高的平房，窗户很高、很小，从外边看不见厅里的任何东西，又在紧靠马路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大约十层楼高的大烟筒，遮住模型厅，使马路上的过往行人看不到。

苏联专家又说窗要加铁栏杆，大家又用最快的速度给加上了。 专家对墙面颜色也不满意，要求黄白相间，大家虽然心里滴咕，这与原子弹有什么关系？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他们也认真照办了。

谁知道苏联专家又挑剔路不好。 于是，物理学博士、副研究员邓稼先，便又和他的干将们去修路，甚至于聂荣臻和李觉也都加入了修路的行列。

大家在工地上和稀泥，推车，干得满头大汗，有时候还连夜加班，让那条公路差不多赶上国道的水准，平滑程度就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来。

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地补建。 直至苏联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为止。

一切设备都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做好了，但是原子弹模型还是没有运到。 邓稼先说：“现在原子弹模型还没有到，就先说一些原子弹的原理吧，我们也好制定学习的计划。 ”

邓稼先并不知道，苏联方面根本就没有把最高机密传授给中国的想法，他们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政府方面要求尽量不要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在中核系统工作的全部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毕竟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他们的态度是和蔼善意的，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也会与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聊。

但有的专家却完全不是这样。 除了专家们态度上的差别，在不同项目的援助分寸上也是有差别的。

邓稼先学本事很不顺利，他遇到的专家不但不想教本事，而且总是用一些办法来周旋应付。

因为原子弹是最高机密，所以能够去听课仅局限于钱三强和邓稼先等有限的五个人，课堂就设在部长的办公室。

有一位苏联专家是喜欢穿中式棉袄、爱喝乌龙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爽快的，非常坦诚的讲述了一些原理和数据，还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些图形。

后来苏方派来的监视人在暗中不断地用咳嗽提醒他尽量“精炼些”，他讲的便越来越含糊，偶尔画一条弧线，也很快的擦掉。

他们曾经说要运来一车皮资料，话很动听，结果不过是开出一份大学里教课用的很长的书单子。 其中有些书和原子弹研制根本拉扯不上边儿。

当然这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目，叫作“打好基础”，你去问专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知所云。

这一位专家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位新的讲课专家，这位专家更直接，什么也不说，只敲木鱼不念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哑巴和尚”。

钱三强交代说：“能挤就挤，像挤牙膏，挤一点算一点。 ”

教学模型迟迟没有消息，哑巴专家又开出了25本书目，说只有读好这些书，才能理解教学模型。 该专家还说：“要最拔尖的科学家，只要105个”。

哑巴专家还开列出上百个专业，其中甚至有花儿匠。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儿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专家顺口说：“你为什么不问原于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邓稼先被反问的哑口无言，无情的现实，证明学本事的路是走不通的。

再后来，苏联监控人发现有人在课堂上做笔记，讲课的专家非常紧张，连连警告听课人，要销毁记录。

邓稼先急中生智，说道：“还是交到我这里来统一销毁吧。 ”

说完，邓稼先把所有的听课记录都锁在了保险柜，也正是因为邓稼先的急中生智，才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也就成了这次援助中仅存的文字记录。

1959年6月20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为借口，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60年7月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从原子弹理论设计方面说，最主要是白白地耗费了邓稼先等人的时间和精力。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叫来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开了口：“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得自己干了。 ”

其实，大家早就做好了自己单干的准备了，苏联专家的援助，实在是有限的很，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援助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一切，都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