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科学家致力于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但乔纳斯·塞尔克第一个获得成功。

这种病症是否属于传染病？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肆传播的脊髓灰质炎的幸存者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年里美国死于此病的人们数目惊人。 脊髓灰质炎曾使这个国家惊慌得束手无策，它使许多家庭逃往各个方向——进山里，入沙漠，去欧洲，而一旦被感染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吗？

也许，脊髓灰质炎的另一个名字——小儿麻痹症更广为流传。 轮椅中的畸形婴儿和拄着拐杖的幼童们的相片足以令人战粟，而且正是为了防止有人对小儿麻痹症缺乏足够的畏惧，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到处张贴着带腿支撑物的表情悲伤的孩子们的相片，以强调这些恶梦的真实性。

无论是谁能减缓这种恐惧，他都将成为民族英雄，这是不可避免的。 “拯救孩子们的那个人”应给他在世界上的每个城镇立一座雕像。

因此，事实上征服小儿麻痹症的纪念碑不是一人而是由互不相容的两人组成。 乔纳斯·塞尔克博士和阿尔伯特·塞宾博士都亲自创造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只是由于公众希望有一个英雄而不是两个，由于塞尔克抢先一步成功，最后他赢得了纪念碑。

在时而发出的“我找到了！”的叫声之间，就是科学界的英雄们梦寐以求的事业。 塞尔克的事业的突出之处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前进的速度，他超过了同领域中的其他“乌龟”们；二是荣誉，他没有因此而得到荣誉。 “拯救了孩子们的这个人”怎么能拒不给予诺贝尔奖呢？或者简要地说怎么会不授予他国家科学院成员的资格呢？塞尔克为什么会使他的同行科学家们如此生气呢？

无疑，他是进取的在获得了前半个世纪纽约人可享受到的完善的公共教育之后，这个正统的波兰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迅速通过了医学训练，在密西根大学获得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奖学金——研究病毒学，师从著名的托马斯·弗朗西斯——顺便说一句，以后他将在塞尔克的帮助下维持生计、从事政治或非政治活动。

塞尔克在密西根的主要赞助人不是一个人而是美国政府。 由于当时整个美国军队急需流感疫苗，以帮助赢得二战胜利，因而军方乐于出资让塞尔克在这种压力下迅速完成学业。

从那之后，在匹兹堡大学建立他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实验室就轻而易举了，他有足够的能力把实验室装备得十分精良，目的是为了对待这只“大白鲨”——小儿麻痹症，这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每一个免疫学家都在瞩目的大行动。

幸运的是，塞尔克早就设法花时间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病毒研究工作，并写了几篇理论性的论文。 这些论文引起了贝塞尔·沃可罗这个嫉妒的小儿麻痹基金会领导人的注意，他决定凭直觉行事，以便在跟随塞尔克的方向上有所收获。

反感的种子因此深久地播下了。 到那时为止，已经有几打值得尊敬的研究者们在小儿麻痹领域奋斗了远比塞尔克要长得多的时间，本应该给他们简陋的显微镜提供研究经费才对。 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塞尔克却像个雇佣枪手，还带着一个相当于特殊公诉人的银行券，加上还能自由利用以前曾进行的所有基础性工作！

事实上，关键的一项研究成果，大家都能得到。 早在几年以前已由哈佛的约翰·恩德斯这位无可争议的英雄完成，是他的人马首先在试管中培植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为各处的疫苗寻找者们提供足够使用的病毒来源。

现在目标在望，谁先到达那里主要是一个速度问题——这是塞尔克的长处和运气。 “严格地说，塞尔克是一个厨房里的化学家”，塞宾过去常常发牢骚，“在他一生中从没有过原创性的思想”。 而此时这个“厨房化学家”却已通过在甲醛溶液里浸泡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好了他的疫苗，这正是医生们所要定购的。

塞尔克和塞宾来自两个竞争中的疫苗研究所，像路易斯·巴斯特一样，塞宾认为生产免疫品的道路应是用“活”的。 但严重受损的病毒创造一种轻微的感染，因此他在病毒中相应地调制进去与之斗争的疫苗。 而塞尔克从他与流感作斗争的日子里知道可以不通过感染来启动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使用被阻止激活的或被杀死的病毒。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这种灭活病毒比塞宾仔细调制的活病毒更适合一个突击式的免疫计划。 到1954年，塞尔克和弗朗西斯在美国发起了最大的医疗试验。 他们对超过一百万的六至九岁的儿童接种疫苗，有的使用疫苗，有的使用安慰剂，告诉孩子们他们选择了哪一种。

疫苗生效了，但科学世界告诉人们，这样的发明其出现有一个惯例：先在一个医疗杂志上发表这种发现，接着尽量广泛地扩大影响。 塞尔克参加了一个新闻会议，继续广播，但没有称赞任何人的功劳，包括他自己（当然，他无论如何也将赢得赞誉）。

广而告之是对的，虚荣则是错的。 这不仅是病毒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热点新闻。

然而，塞尔克似乎没有在乎研究者们的兄弟情谊，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过失，既没有向恩德斯，更重要的是没有向匹兹堡实验室的同事致敬。 从那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被看成是过河拆桥——当他打开塞尔克实验室，那个令世界上科学家离去或进屋取暖的在加州的超级实验室时，甚至在他1995年死前不久，为扩大胜利、获得想要的新的基金，而开始对AIDS病的疫苗研究时也是这样。

正如一些政客在竞选公职时处于他们的最佳状态一样，塞尔克当上疫苗的发言人时也进入了他的最佳状态。 虽然众所周知该领域应被纪念的人是恩德斯，因此他在1954年获得了为小儿麻痹症而设的唯一一份诺贝尔奖，但要他和好斗的塞宾以塞尔克一半的耐心去处理纪念所要做的仪式性琐事，或者能在许多次会见中像塞尔克那样礼貌地一坐到底并将防病的意义传播得如此深远、如此广泛，而且如此不知疲倦，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像数百万美国老兵从没停止纪念扔原子弹结束了二战的哈里·杜鲁门一样，那些在最先使用塞尔克疫苗和塞宾疫苗模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小儿麻痹疫苗皮下注射的人们不会对塞尔克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有所争议（这两种疫苗是现在交替使用的增效注射剂）。 有时候，甚至天才也得知道怎么做就立刻做的这种老北方佬品德领先。 而且如果这种情况碰巧体现在一对波兰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身上，许多那样的事就发生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