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大事者永不放弃！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面对工程艰巨、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重重困难，詹天佑勇敢地担当起总工程师的艰巨任务。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后升任总办兼总工程师。

“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会带给中国很大损失。 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的工程。 ”

外国人的嘲笑并没有影响詹天佑的坚强信心，詹天佑在给美国老师的信中表达了完全凭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设计修建京张铁路的坚定决心和不畏险阻争取成功的自信。 与詹天佑团结在一起的还有一万多名筑路工程人员团队，詹天佑在回忆中讲道：“于是上自工程师，下至工人，莫不发愤自雄，专心致志，以求达其工竣之目的。 ”

詹天佑任远东铁路会议技术部唯一中国谈判代表

1919年2月20日，中国政府委派詹天佑为中国技术部委员，委派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为监管委员会中国委员。 聘颜德庆和俞人凤二人为助手，前往海参崴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与詹天佑同行的还有刚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归国的次子詹文琮。 当时正值严冬，海参崴气温低至摄氏零下40至50度。 就这样抱病北上，不难想象，恶劣的环境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且身体抱恙的詹天佑来说，是何等辛苦。

詹天佑在1919年2月底赴会途中，闻知在欧洲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出现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主张，他马上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致电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 电文：“今闻国际共同管理我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引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糜有已。 ”他指出国际共管使中国失去决策权，将造成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将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难以作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技术决策，必然造成工程耗资巨大；三是在材料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为捍卫我国利益而与外国交涉时会更困难。 詹天佑最后在电文中还指出：“我国各路现在皆系单独借款，将来即可单独还款，逐渐收回，徐图统一，为力尚易。 倘资本厚集于一团，主权被劫于外力，彼时虽欲收回自谋统一，而不可得，尤不可不虑。 ”电文同时在上海《申报》上公开发表。 由于国内各界人士反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雄辩惊服全场。 众列强的“统管”未能得逞，但他们霸占我国铁路的企图昭然若揭。

詹天佑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各国政治、利益斗争背景下，带病北上，前往海参崴、哈尔滨赴会。 3月5日，联合监管委员会在海参崴成立。 3月20日，技术部在主席、美国专家斯蒂文带领下，移驻哈尔滨。 詹天佑与各国专家、代表进行交涉，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权益作了坚决的斗争。 詹天佑作为技术部的中国代表，日冒严寒赴会，夜研文书议案。 会议中，他以坚定的态度，敏捷的思维和对铁路业务与技术问题的渊博学识，竭力维权。 詹天佑自身的国际威望与才能，显示了中国工程师与铁路管理人员的能力，尤其是他待人接物的正直作风，获得了技术部主任、美国人斯蒂文的极大敬重，因而争取到美国支持，为达成中国政府提出的第二和第三项要求创造了条件。

4月14日，在詹天佑和其他人员的努力下，实现了中国政府所提要求种的两项。 会议正式决定，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属于中国，从而制止了日本以武装护路为理由，侵占中东铁路及附近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工作人员得以在中东铁路工作中掌握管理权，为我国工程师在中东铁路争得了工作地位。

1922年11月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抗议下，监管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委员会撤销。

由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旧日腹疾复发，詹天佑终于病倒了，他请假回武汉就医，1919年4月15日他离开哈尔滨回到汉口，4月21日到汉口仁济医院就医，24日因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9岁。 詹天佑临终还心系国家，念念不忘国事，向亲人立下遗嘱，遗言不关家事，只讲国事。 他陈述三件遗愿：“一、振奋发扬工程师学会活动，以兴国阜民；二、慎选人才管理俄路，以扬国光；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全路。 并称，上述三事乃天佑未了之血忱，如得到国家采纳，则天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如此高尚的境界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