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邓以蛰教授的朋友，他知道这个事情后，便悄悄来到北沟沿邓宅，对邓以蛰说：“赶快让你儿子走吧，恐怕要出事了。 ”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除了逃离北平，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行。 病重的邓以蛰决定让大女儿邓仲先带上弟弟去昆明。

昆明有南迁避难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里有他们家许多朋友，再说，邓稼先还要继续上高中，考大学……

从北京到昆明，千里迢迢，而且还要绕道异国他乡，父母当然是十分犹豫的。 但是这时候邓稼先已经大学毕业，人又很能干，加上有另外两位教授的太太和孩子同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真的要离开北平城的时候，邓稼先忽然之间又有点舍不得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北京城他生活了十几年，突然间就要像逃命一般离开，邓稼先觉得心头一阵绞痛。

临行前，邓稼先亲自骑自行车驮着10岁弟弟邓槜先，绕过了东四牌楼、景山、故宫、北海、西四。 这是北平城，这是古老的中国首都，以前高高在上的皇朝重地，但是现在却在日本人的枪炮下。

这一刻，邓稼先心潮起伏，有些难以自恃，他默默地告别美丽的北平。 但10岁的小弟却难以体会大哥的心情，竟然几次伏在自行车上睡着了。

临行前的晚饭很丰盛，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未有过的眼光看着邓稼先，心中似乎藏着什么特别的事情。

过了很久，父亲才平和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 科学能够救中国啊！”※父亲的谆谆教导让邓稼先树立了科学救中国理想目标。 我们做事情也要有一个奋斗目标，这样才能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奋发向上。

父亲痛切地感到中华民族受人欺凌而无还手之力，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 他希望儿子掌握一技之长，希望中国富国强兵。

妈妈和大姐、三姐在屋里哭泣，搅人心碎的哭泣声一阵阵传了过来。 邓稼先和小弟站在院子门口，在最使人动感情的时候他反而最是冷静。

邓稼先深沉地对邓携先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

这是一位16岁的少年在出走前留给弟弟的话，它充满了对民族压迫的反抗之情，掷地有声。 年轻的邓稼先，已经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而这将作为一条主线决定他一生的道路。

路遥遥，水泱泱，少年邓稼先和姐姐走上了长达六年的流亡旅程。

16岁的邓稼先和姐姐，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的夫人汤伯母等八九个人结伴同行。 他们带着随身衣物坐上了开往天津塘沽港的汽车。

北平南下昆明的陆路，早已不通，要去大后方，只有取道海上，经上海、香港、越南海防，再到云南。

车到塘沽港，上船时，邓稼先和姐姐受到了日本鬼子的严格盘查，好在姐姐强作镇静，把他们的问话都应付了过去，可情急之中，上船后才发现两个旅行箱已丢了一个。

终于到了上海，可一时买不到继续南下的船票，邓稼先和姐姐只能求助于父亲的好友胡适先生，当时胡适先生不在家，胡伯母也是安徽人，对他们十分热情，关照备注。 这样，他们在胡适先生家里住了二十多天，终于能继续赶路了。

邓稼先和姐姐乘上了一艘货船。 经过香港时，船要停靠码头，装卸货物。 邓仲先趁此机会，领着弟弟，每天早上下船，晚上回船，到处参观香港的市容。

当时香港是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城市，这里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是邓稼先从来没有见过的。 香港一片浮华，高楼大厦，灯红酒绿。 两层高的公共汽车像楼房一样，到站稍停让乘客迅速上下。 环境的变化能够开阔视野、活跃思想，

但社会的不平等却震撼着邓稼先。 他和姐姐看到了贫民区狭窄龌龊的街巷、破烂简陋的房屋，看到了衣衫褴楼的背米劳工，扛着很大的麻包，吃力地蹬踩着跳板上船。 而他们自己只能用碎米煮饭，也没有什么菜吃。

邓稼先伏在一排栏杆上，痴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洋轮上的人就那么富有，而这些苦力如此穷困呢？

邓稼先也为香港的缆车所吸引，它迅速地往来于山上山下，省去了许多人爬山下山之苦；同时也为香港的电车而惊奇，它开得飞快，进站也不停稳，只是减慢速度。

轮船在香港靠码头卸货四天之后，又扬帆起航了，一直开到越南的海防港。 那时候，越南叫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海防街道两旁的商店有很宽的廊子，这是上层楼房延伸出来形成的，多雨的南国为了顾客的方便大都这样做。 海防街面虽有很多商店，但橱窗里和货架上商品很少。

海防过境处的检查站口，立着耀武扬威的法国警察。 过海关时，海关工作人员蛮横地喝斥着旅客，在检查他们的行李时，看见有用的、值钱的东西就往外拿。

说是违禁品，要没收，然后就把旅客赶过关，而行李的主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暖壶、照相机等物品进了法国人的腰包，连问都不敢问一声。

邓稼先才逃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又亲历法国殖民主义者盘剥欺诈，一个信念愈加坚定：“国不能亡啊！”

国家要是亡了，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路经河内时，只见街市萧条，稀疏的铺子里，货架上空落落的，仅有些廉价的法国化妆品和越南人常穿的木板拖鞋。 路上到处都是嚼过的模榔渣，血红血红的……

故国遭遇强虏，生灵涂炭，邻邦国破山河在，主权丧失。 邓稼先单纯的内心世界里，被严酷的现实注入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那就是仇恨。

邓稼先开始懂得了，世界并不是只充满书香，只拥有琴棋书画。 他亲身感受了侵略者的凶残横蛮，初尝了仇恨的滋味。

侵略和反抗，奴役和不屈，强大和落后，在邓稼先心里埋下了愤发有为，救国报国的种子。

一路风尘，一路世态。 迢迢流亡途，给邓稼先上了最初的人生一课。

经过海防，再到河内，走过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了昆明，这时已是1940年盛夏。

邓稼先和姐姐到了昆明，有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 杨武之、闻一多，汤用彤，张奚若等父亲的老友、家中的常客、清华园的邻居，大多都在这里。 还有杨振宁，他已经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久别重逢的喜悦冲淡了沿途的劳累和压抑。 邓稼先暂住在联大的学生宿舍里，姐姐则先寄居在汤用彤先生家。

昆明也有很多好中学。 但临离开北平时父亲说过：“去了要上九中，老四管得严。 ”

老四就是邓稼先的四叔邓季宣，法国留学生，当时在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校长。

稍事安定后，姐姐依照父亲的嘱托，送邓稼先前往四川江津念高中。 邓以蛰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是严师，邓稼先在他的管教下，远在沦陷区的邓以蛰十分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