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是一位“科学怪杰”。

有一次，爱因斯坦演讲，当主持者请听众对演讲者提问时，一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爱因斯坦教授告诉我们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愚蠢，但是第二个方程不能从第一个方程严格推出。 它需要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而且它也不是按照应有的方式为不变的……”在大家都惊讶地回过头来注视这位似乎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时，爱因斯坦对着黑板思索之后，却说到：“后面的那位年轻人说得完全正确，诸位可以把我今天讲的完全忘掉。 ”这位敢于提出爱因斯坦错误的年轻人就是苏联物理学家朗道。

从幼年起，朗道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夫才。 13岁已学完了中学课程。 当时他很想到大学去学习数学，但父母认为他年龄太小，特别是父亲希望他选一个更为“实用”些的专业，结果朗道被送进了一所经济专科学校。 由于缺乏兴趣，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朗道终于在1922年转入巴库大学，同时在数理系和化学系学习，这时他才14岁，但他最终没有修完化学专业。

1924年，在巴库大学毕业后，朗道来到了圣彼得堡，此时正值列宁去逝，圣彼得堡被易名为列宁格勒，而朗道就进入了同时易名的列宁格勒大学。 在20年代，列宁格勒大学可以说是前苏联科学研究中心，特别是物理学研究的中心，当时前苏联一些很有名望的物理学家如约飞、福克、弗伦开耳等人都在此授课，并讲授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量子理论。 在这里，朗道开始接触到了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并投身于研究中。

1908年出生的朗道，比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例如海森堡、狄拉克、约尔丹等人小了七、八岁，比德布罗意、薛定谔等人小得更多。 当他在列宁格勒大学毕业时，新量子力学的数学表述和物理诠释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因此他曾经感叹许多最重要的基本原理问题已被别人抢先解决，大有“余生也晚”之憾。 然而，量子力学的具体应用当时还方兴未艾。 天赋非凡的朗道在理论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旱在大学期间，1927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处理了双原子分子的光谱问题。 同一年，他在用波动力学来处理韧致辐射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后来被称为密度矩阵的概念，在后来的量子力学和量子统计物理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岁生日的前两天，朗道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成为前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经过数次申请，1929年10月，朗道被批准出国。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朗道先后在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比利时和丹麦进修访问。 他曾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费米之外，他见到了几乎所有的量子物理学家。 在与这些著名科学家的交往中，朗道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才能和个性。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朗道深受“哥本哈根精神”的感染，并成为玻尔研究班上的活跃分子。 后来玻尔在谈到朗道时说：“他一来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他对物理课题的洞察力，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强烈见解，使许多次讨论会的水平上升了。 ”虽然朗道一生中接触过不计其数的物理学家，而他在玻尔那里只呆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他却对玻尔十分敬仰，终生只承认自己是玻尔的学生。

在欧洲的进修访问期间，朗道在金属理论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 在1930年发表的《金属的抗磁性》这篇论文中，朗道应用量子力学来处理金属中的简并理想电子气，提出理想电子气具有抗磁性的磁化率。 这一性质现在被称为朗道抗磁性。 据说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朗道作完了有关抗磁性的报告后，他的好友佩尔斯评论说：“朋友们，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现在咱们只能靠朗道吃剩的面包皮维持生活了。 ”与此同时，朗道还和佩尔斯研究了将量子理论应用于电磁场的可能性，提出了在量子理论中电磁场量的可观测性问题。 他们二人曾经专程赶到哥本哈根，就此问题和玻尔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激烈讨论，结果导致玻尔和罗森菲耳德撰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论文。

1931年春天，朗道准备启程回国，虽然有人曾暗示他不要回去，但朗道自有主见，临行前，他对罗森菲耳德说：“我必须为我的国家工作。 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 也许是永久的离别，除非你来访问我们。 ”后来，只在1933年和1934年，朗道再度短期访问过哥本哈根。

回国后，最初朗道仍在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工作。 朗道在内心深处是赞成革命的，并按自己的理解而相信马克思主义。 但他反对中世纪式的思想专制和愚昧残忍，于是与当权者有了矛盾。 另外由于他在学术问题上与研究所的领导约飞有分歧，虽然朗道是正确的，但却冒犯了这位权威。 在一次朗道作了学术报告后，约飞宣称朗道所讲的内容不得要领，而朗道则毫不客气地当众回敬道：“理论物理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朗道最后不得不离开了列宁格勒。

从1932年起，朗道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理论物理部的主任。 1934年，在没有经过论文答辩的情况下，朗道获得了博士学位，1935年任哈尔科夫大学的教授，在哈尔科夫时，朗道开始计划写一部理论物理学的巨著。 这部主要由朗道来构思，由郎道和他的学生里弗席兹合作完成的多卷本《理论物理学教程》从1938年开始陆续出版。 这部几乎包罗万象的物理学名著，有近十种文字的译本，并于1962年获得列宁奖。

在哈尔科夫，朗道还创立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须知，后来也被称为“朗道位垒”，这个考试纲目除了数学内容之外，几乎囊括了理论物理学所有的重要分支。 在朗道逝世前，仅有43人冲过了这个“位垒”，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博士、教授和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在朗道周围，也开始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朗道学派”。 成为“朗道的学生”，则是苏联青年物理学家们既向往而又很有些望而生畏的目标。

在哈尔科夫期间，朗道的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深入。 他发展了普遍的二级相变理论，不但说明了许多当时认为很奇特的现象，而且为此后各种新型相变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他就铁磁磁畴结构、铁磁共振理论和反铁磁态理论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 此外，他还对原子碰撞理论、原子核物理学、天体物理学、量子电动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化学反应理论和有关库仑相互作用下的运动方程等方面作了研究。

1937年，又是在一次与理工学院的院长发生口角后，朗道断然离开了哈尔科夫，随后到了卡皮查所领导的莫斯科物理问题研究所工作。 他在哈尔科夫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学生同事，也随他而去。 1938年冬，在当时的“清洗”中，朗道突然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送到莫斯科最严厉的监狱。 由于卡皮查等人的竭力营救，一年后，已经奄奄一息的朗道终于获释。

朗道从1937年开始的对于低温物理学中液氦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使他在196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朗道提出了与理论不同的二流体模型，尤其是对液氦这种量子液体能谱的分析，显示了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 他提出了“旋子”的概念，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液氦Ⅱ的超流动性，并进而预言了超流氦中“第二声”（一种温度波）的存在。 这一预见于1944年得到了实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