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统治日益腐朽，抗战后期，盟军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节节胜利，唯独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却日益显露出腐败和每况愈下的危机。

而国统区的统治却日益严厉，对老百姓中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压制的更加厉害了。 原先从沦陷区到昆明求学的学生还能够依靠国民政府的发贷金吃饭，后来货币贬值，一个月的贷金只够吃十天左右。 很多人都穷的饿肚子。

很多学生迫不得已，只好“误人子弟”，去给富有人家去当家庭教师，借此以求得一点钱粮来维持生计。

而伴随着战争的激烈化，国统区开始肆无忌惮的抓壮丁，充军抗战，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从老百姓中强迫拉来的士兵，用绳子拴着，一列列地开往滇西去打仗。

社会环境在不断恶化。 这些被强行拉走的壮丁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他们有一部分是卖给富人当替身的，有一部分还是不懂事的青少年。 有的甚至还是孩子，瘦小的身体上穿着标准的制式军服，就像罩上一个肥大的袍子，在身上晃来晃去。

炮火中成长起来的邓稼先，不仅孜孜不倦于专业知识的掌握，而且在困难中用他那正直善良的天性辨析着政治方向。

那时电影票比书便宜多了，邓稼先发现好片子后就推荐给同学们看，如《翠堤春晓》《寒夜琴批》。 后来邓稼先又看了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北非谍影》《大独裁者》等。 邓稼先在看了《碧血黄沙》后，思想上有很深的触动，开始把目光转到饥饿和战争方面，投向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的深层。

邓稼先最早接受到的触动是一件震惊西南的“孔二小组事件”。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攻香港前夕，最后一架撤离的客机，扔下在港工作的抗日人士不管，却用座位载着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二小姐大小箱笼和两只爱犬飞往重庆！

消息传来，西南联大学生愤而上街抗议。 大家呼喊着口号前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扩大到数千人。 一向不大问政治的邓稼先在思索，救国除以科学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只要国民政府不强行扣发，《新华日报》是每天照例要张贴出来的。 一有重要消息，报架前总是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平时，《新华日报》上也常刊有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在同学们的私下议论中，这类消息就更多了。

1943年以后，美军也开进了昆明，国民党政府征调了许多学生去给美军当翻译。 渐渐地街上小贩卖起了各种美军吃的和穿的军用物资。

在当时，不讲法制，没有民主，一切都是国民党政府说了算，抓人不经过审判就可以枪毙。 有的地方甚至连《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抗日歌曲都不准唱。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的活动在联大曾经一度相当隐蔽，但在1944年以后，随着群情激愤，又开始活跃起来。

同学们的议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对那些国民党政府中发国难财的官员，老百姓实在是恨之入骨。

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在晚饭后围着学校遍达半个小时，谈论时局，谈论爱国青年应当走什么道路。 在闲谈中有时也夹着解放区百姓过着民主、平等生活和经济建设的消息。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昆明大学生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时期，许多过去埋头读书的学生，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推进，大后方的民主思想从国民党的高压下日益抬头。 享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以爱国民主为主题的游行和集会渐渐多了。 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和壁报，也开始占了优势。

在同学中的地下党员的启发下，邓稼先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些活动。

邓稼先和那些纯粹埋头读书的同学不一样，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 另一方面，邓稼先对政治也相当关注。 他经常到虞福春老师那里要《新华日报》，有时也看些进步的杂志。 他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

邓稼先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腐朽不堪，正如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国是宣言》中所说的：“民主在昂扬，历史在跃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 ”这就是当时中国大后方情况的真实写照。 ※社会环境让邓稼先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 青年人要有远大抱负，树立为祖国而学习的志向，将来为祖国就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邓稼先在思索：救国的关键是什么？

1944年末，邓稼先在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道：“看来关键是政治。 ”

这一年，邓稼先20岁，他已经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根本问题。 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20岁前后，邓稼先的世界观正逐步完成着一种飞跃。 他本是一个纯朴的读书上进的爱国青年，这时头脑中溶入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这是一个连邓稼先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的转变。 在人生路途上，个人世界观的许多重大转折自己往往不能立即感觉它，对于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邓稼先在思想上完成这种飞跃的起始动力，仍然是爱国主义精神。 他爱自己的国家，少年时就立志要将自己的一切贡献于祖国，这是他终生不可动摇的思想核心。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专制，不过是他思想成熟的客观环境，而经过周围朋友中的共产党员转达给他的影响和教育，则是他在世界观上跃升的推动力和指路灯。

1945年，尤其是“五四”前后，联大的进步学生运动风云初起，音乐晚会上，《五月的鲜花》《民主青年进行曲》响彻夜空，尤其是5000人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让人热血沸腾。

科学晚会上，李继侗、华罗庚等教授相继登台讲演，大声疾呼“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

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座无虚席，连窗台、门口都挤满了人，一个声音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联大是个民主堡垒，民主应当到工人里、农民里、市民里，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个民主堡垒！”

5月4日下午，七八千学生在风雨中游行，不断吸收工人、市民、店员，队伍壮大至两万人。

此情此景，对作为参加者的邓稼先来说，是多么实在的教育！他思想的脉搏溶入了时代的潮流。 民主救国，科学兴国。

民主和科学这两面“五四”运动高扬起的旗帜，是我们民族中兴国运、再造民魂的不可偏废的法宝！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恰好在这个时候邓稼先也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了，满载着思想的收获，邓稼先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