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悄悄萌芽，对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认识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这不单是他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不幸，“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又对华北虎视眈眈。

1935年北京大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华北之大，已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口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打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炸了。 上万驻守北平的官兵，在上司“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混账命令下白白断送了性命，司令官自己却从西直门逃出了北平。 日本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就轻松地占领了北平城。

北平城里，人心惶惶，几乎陷于瘫痪。 到7月底，公共汽车、火车都已全部停开。

从邓稼先家住的清华园到他上学的崇德中学，沿途经过的海淀、黄庄、白石桥一带，居民早已逃散，路旁的水沟和田野都躺满了阵亡将士和被流弹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

紫竹院附近的小溪流，全部被鲜血染红了，一片战场上的荒凉景象，十分凄惨。

清华大学要南迁，北大的校园几乎成了真空，夜里更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此时却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般的凄凉……

邓稼先的父亲当时肺病咯血十分严重，不能随清华大学南迁，全家也只好滞留在沦陷了的北平。

日军的入侵打乱了邓稼先平静的读书生活，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刺伤了他少年纯洁的心灵。 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受的强烈刺激，总是会留下终生难以除去的烙印。

从这以后，除了读书之外，邓稼先也开始和一些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崇德中学因为是英国人开办的，在日本占领北平后，仍能得以继续上课。 但是，邓稼先的生活，却从此改变了。

邓稼先一直生长于友爱和亲情之中，如今却看到了如此之多的血腥和奴役。 山河破碎，民族受难，这巨大的历史痛苦，给邓稼先单纯温厚的心灵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家里的生活也一落千丈。 原先父亲当教授时候的工资，足以开销家庭收支和雇佣保姆、车夫。 如今学校南迁，父亲等于失业。 父亲又抱病在身，家里的经济来源，仅仅是大姐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和一袋粮食。

勤俭、贤慧的母亲就是再能干，也难以保证一家六口人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啊！母亲就在自家院子里开垦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施肥种菜。

邓以蛰教授是一位极具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从不为五斗米折腰。 对权贵尚且如此，何况对民族的敌人！

1937年入冬以后，邓稼先的家庭开始陷入窘境，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平常的事，对年轻的邓稼先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邓以蛰教授有一位朋友在北平沦陷后很快就在伪政府谋了一个差事，领着伪政府赏给的薪晌。 邓先生尽管自己一身正气，但对于朋友们为糊口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还能待之以宽容。

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胳膊夹着伪政府的公文皮包到家里来了。 一贯温文尔雅的邓以蛰教授就觉得味道不对了。 三两句之后邓以蛰教授竟然勃然大怒，严厉质问这位朋友是干什么来的，那人羞惭满面，支支吾吾，不知所对。

邓教授大声喝斥他：“你给我出去！”

这一声把正在南房里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 为了民族大义，父亲竟然不惜对老朋友翻脸。 这件事情，给邓稼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以后数次对弟弟邓携先提起这件事来。 ※父亲爱国的形象给邓稼先很深刻的影响，也为邓稼先后来报效祖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此以后，年轻的邓稼先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仇恨日寇，热爱中华，关心社会，另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总之，他已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

1937年以后日军统治下的北平，中国百姓受尽了屈辱。 日军妄图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日本军部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鞠躬行礼。

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就被一扫而光了吗？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 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很多日本兵的岗哨，邓稼先宁肯绕道走很多冤枉路，也不去肯给侵略者行礼。

不但如此，日军每占领祖国一个城市，总要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

这是最激怒中国老百姓的行为。 我们的城市沦陷了，还要我们去庆祝，这犹如我们挨了打，还要我们去向打人的人道谢一样。 对此，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而民族仇恨总是因此与日俱增。

有一次，日本人又占领了一个大城市，威逼老百姓上街“庆祝”，中学生也未能幸免，他们竟被迫拿着小旗子，为侵略者、杀戳者挥舞、庆贺！

邓稼先怒不可遏，一腔仇恨怒火般升腾，邓稼先三把两把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狠狠地把小旗子扔到地上，觉得不解气，还使劲踩了几脚。

很快就有人将这件事情举报给了学校的校长，校长敷衍地说道：“我们学校的孩子都很听话，决计不会作出这种事情的。 ”

就这样三言两语间，校长就把这件事情给掩盖过去了，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日军非常愤怒，四处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