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有志的朱光亚

1924年2月25日，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市，随后跟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 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 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1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 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 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 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 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 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 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 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 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 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 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 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与朱光亚一年后，取得了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原子弹之梦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 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 朱光亚有幸被吴大猷选中，并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 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 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梦想，终于成为泡影。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 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 同年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 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 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 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此外，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 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 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 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 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 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中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也是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朱光亚，作为老一代杰出科学家代表，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强自立在世界民族之中，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英和栋梁。 朱光亚的事迹感动了中华各族儿女，2011年，他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朱光亚的颁奖词是：“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 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