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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意义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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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一说名“正”），又称赵政、祖龙，秦庄襄王和赵姬之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真正原因，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对的声浪即使很小，但大规模爆发却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

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

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对神秘主义的倚重更为强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

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

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

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

首先，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

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

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

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

其实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说得再明白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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